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2008-05-28
天災牽動政治 民主專制皆然
中國政府對外國援助汶川地震，最初有點猶豫（令日本國際緊急救援隊錯失「黃金時刻」無法及時救出生存者而感遺憾。見昨天馬挺文），但很快便改變態度，伸出歡迎之手；這種反應，既可能是期初對災情嚴重性估計不足，亦可能是政治自信初建舉箸躊躇所致。
救援是純粹基於人道精神還是有政治動機，身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救災國家當然說與政治無關，但學者的研究則指出有重大政治效果，因此救災絕非沒有政治意義（apolitical），而「政治意義」可大可小，非常明顯，緬甸軍政府擔心見其「大」，因此在五月二日愛納吉斯颶風襲擊後至今死亡人數已近十萬、經濟損耗難以統計（緬甸政府最終要求國際援款一百零七億美元，以該國的物價水平，顯示災情極之嚴重）以至海軍因基地被摧毀潰不成軍（見設於曼谷的《伊拉瓦底》雜誌〔www.irrawaddy.org〕），損失慘重，仍拒人千里；即使在國際壓力下於二十五日在仰光召開聯合國主催的國際救災會議，軍政府還諸多設限，「要錢不要人」即要援款（及物資）而不准多國救援人員趕往災區……。這種「見死不救」視人民為芻狗的做法，對於鞏固權位為第一要務的緬甸當政者來說，是理所當然更是冷血的決定。
倫敦大學英皇書院二位政治學者二○○六年一月在英國老牌智囊機構Chatham House的刊物上發表一篇短論〈天災是政治行動的催化劑〉（M. Pelling和K. Dill；〈Natural Disasters as Catalysts of Political Action〉，www.wacc.org.uk），從發生於一八九九至二○○五年這百餘年間的重大天災對受災國政治的衝擊，有簡明的陳述和剖析，一句話，重大天災的善後過程，尤其是那些引進外國救災機構和人員的，往往促成國內政治躁動、改革甚至政權易手！吸取這種教訓，近年面對國際迫其還政於民壓力的緬甸軍政府，對外力干預杯弓蛇影，提心吊膽，完全缺乏合法政府的自信，視外援為引狼入室，力加排拒，站在保住政權的立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緬甸軍政府未必（其實是不必）讀過英國學者這篇文章，因為二○○四年南亞大海嘯令印尼阿齊省癱瘓引致的政治變故，是他們親眼所見，因之引以為鑑。阿齊省的回教分離分子要求獨立，長期和印尼中央軍隊開戰；大海嘯重創分離分子的軍事力量（多個基地為海浪吞噬），當雅加達政府官員陪同國際救濟人員到達災區慷慨無私地展開善後救災工作時，阿齊人心理起了微妙變化，分離分子願意和中央政府談判，和平隨災後重建回到這個因戰爭及天災而支離破碎的省份，阿齊終於在去年通過一人一票選出一位昔日的「叛軍」領袖當省長。大海嘯使泰米爾之虎游擊隊與錫蘭政府暫時放下武器，合作救災，雙方和解在望，可惜錫蘭政府換屆，新政府態度強硬，雙方才談不下去；但有合力救災的經驗，錫蘭的情況遠勝大海嘯前。
一九九九年土耳其伊茲密特地區地震，死亡人數近五萬，搶在聯合國之前，其宿敵希臘馬上出錢出力賑災，後者欣然接受，兩國積累多年的戾氣和仇恨一夕融冰，雖不能說「一笑泯恩仇」那麼誇張，但自此有商有量（談判），避免了一場過去可能隨時爆發的戰爭。一九七○年龍捲風殺死約五十萬東巴基斯坦人（在連串政治變動後，一九五五年巴基斯坦分為東西二部分），催生了孟加拉─一九七一年東巴基斯坦脫離巴基斯坦獨立。
論文舉出二個利用天災提高政治地位甚至奪取權力的例子。其一是一九六六年美國新奧爾良颶風肆虐，市長利用救災活動挽回民望，尋且於翌年選舉中獲得連任；其一則是一九七六年的唐山地震把「四人幫」震落台……！
在救災效能上，集中全國人力財力的專制政府不一定最佳，緬甸便是活生生的例子；那些「為人民服務」的專制政府，則是救災翹楚，古巴什麼都不行，只有救災工作贏得世人稱譽，這是因為古共有服務人民之心。專制政府等於有高度的社會動員能量，有救民之心救災便易收成效。中國現在在救災工作上亦比大多數民主國家優勝，救災人員冒性命危險不分晝夜的搶救活動，不是任何國家都優為之；不過，中國政治制度亦存在不少缺點，並非所有官員都能無償為人民服務，因此貪污層出不窮；而專制本質令領導人的話一定會實現，但此中隱蔽了多少不盡不實弄虛作假，溫家寶總理在死亡人數五萬餘的時候預測死亡總數在八萬左右，稍後公布的數字一定「達標」，即使實際數目不是，「辦事人員」亦會湊足數額以彰顯領導人了解災情之深；此外，領導人又許下什麼時候製成多少臨時房屋的諾言，此一諾言亦肯定會兌現，只是其質量則無法保證。中國能否藉這場地震整頓綱紀，大家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