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2008-05-23
德行高尚 捐款壓力 收購吉樓
一、
明朝大儒王守仁（《大學問》）說：「大人者，見鳥獸之哀鳴觳觫，必有不忍之心；見草本之摧折，必有憫恤之心；見瓦面之毀壞，必有顧惜之心。」香港人對汶川地震的反應，反映了香港人德行高尚；也許外人尤其是不少內地同胞視港人終日營營役役、粗鄙貪婪、醉生夢死，是殖民者培育出來沒有國家觀念和民族精神的人，但看這次大多數港人不喊空洞的口號（林沛理昨天的〈溫家寶措詞的隱義〉值得大家特別是內地官員細讀），化哀思為行動，出力出錢，港人實可自豪。
港人應趁汶川地震引起巨變的契機，敦促北京政府整頓吏治、改革行政系統、確立落實各種立法的機制、容許非政府組織成立和貫徹訊息自由化政策（一黨專政下不會有真正言論自由，多說無益）。此次地震災情迅速傳遍全國、全世界，被視為中共與時並進採取公開透明手法，令中國向全球化邁出一大步；可是，我們同時不要忽略，在電腦網絡普及（使用者超過二億人）、手機無人沒有（僅去年內地便賣出一億五千多萬部）的時代，北京政府一時之間是無法有效地封鎖和檢查新聞的，陳彥昨天在「法國通訊」欄指出，沙士（非典）後期中國在「一段時期實行相對開放的媒體政策之後，再度強化新聞檢查！」歷史重演的可能性存在，因為「魔高一丈」不是虛言，集中全國財力物力的政府肯定有這種能耐。在這方面，香港傳媒要善盡言責，以免中國走回頭路，回到與世界脫軌的過去！
二、
在藏富於民的社會，加上一點稅務優惠，中產和富裕階級對慈善捐款不落人後（低入息階級的捐款則大部分去了形形色色的教會），形成了並非實行福利社會政策的社會福利民間化，積極地促進了社會和諧。這類可令整體社會受惠的慈善活動，值得鼓勵，慈善家因此獲得種種他們應得的來自政府和民間的榮譽。
內地對汶川地震的賑災捐款，可算十分踴躍，同時出現不少感人案例，可是，針對上市企業的捐款，「民意」卻有強人所難之嫌。在內地和本港上市的萬科公司，其員工根據內部慈善捐款不要成為個人負擔的指引（非常合理的指引），「每次募捐，普通員工捐款以十元為限」（限定員工捐款數額是內地企業的普遍現象，說明了內地近強迫捐款次數頻仍）；公司方面，災情傳出時馬上宣布捐款二百萬，招惹網上一片罵聲；期初公司主席王石在網上自辯，指出「二百萬是適當數額，中國是災害頻發的國家，賑災慈善活動是常態，企業的捐贈活動該可持續，不應成為負擔」。有理有節，可是，反對辱罵之聲愈甚，令萬科陷入所謂「公共信任危機」，萬科和王石連續六年獲得「中國最受尊敬企業」的資格亦受質疑。在洶湧的「民意」壓力下，公司終於在二十日宣布「以一億元資金參與災區重建」，但這場莫名其妙的「公信危機」未因此止息，數說萬科營業額多大、利潤多高、投地場上一擲億金的「文章」如恆河沙數，好像企業捐款必須與公司財政狀況掛。
此種情況，在筆者看來，是過去政府清算富裕階級的濫殤，政府久已不彈此調（這是內地經濟起飛的根本原因），但部分不是「先富起來」的人念念不忘，要趁機分薄有錢人的財產……。內地上市國企的慈善捐款多寡，是「政府內部撥款」，況且經濟學家認為擔任公職者的「見義勇為動機」（Knightly Motives）高於在盈利掛帥的私企主管，因此國企捐款不可作為指標；而上市私企的董事局，即使有很高的社會責任意識，其必須對股東負責的宗旨不可變（這正是私企所以能興旺的底因），簡單點說，股東付託他們要他們完成的任務是牟取利潤而不是競逐慈善家榜上的排名。美國財長保爾森是狂熱環保分子，在離開高盛主席職位時，他動用公司三千多萬美元購買一幅保育林地送給阿根廷政府，作為當年公司賺大錢（數十億美元）對環保事業的「獻禮」，馬上引起股東不滿，站在股東的立場，他們寧見公司派高息（或公司因保留利潤而令股價上升），是否做善事由股東自己決定。內地和香港上市公司的捐款政策亦應作如是觀。大股東如何慷慨做善事是一回事，動用股東的資金，董事局要知所節制，因為做善事畢竟不是他們的本業。
三、
災區現今面對的最大風險是疫症，從搜索狗隻傳回去訊息，埋於瓦礫下的屍體已開始腐爛；如果天不作美下起大雨，山洪暴發必會引發更大災難，那意味災區居民現在面臨瘟疫和天災的雙重威脅，內地專家對應該如何紓困，必有辦法，筆者一得之見是，當局要落實「國家會管你們」的承諾，便得當機立斷，用公帑以「合理」價錢（讓發展商有「合理」利潤）收購在內地舉目皆是的空置樓宇，作為災民的居所。這樣做一來可達把災民遷離高危地區的目的，二來未始不是「使地產市道回復常態」的辦法。當然，此中還有災民是否願遷離已無家可歸的家鄉及在移居地方工作問題；不過，由於當務之急是防患疫症肆虐、使災民有瓦遮頭及避開另一場可能災難，上面的想法也許可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