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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22日星期四

林行止.2008-5-22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2008-05-22


男多女少經濟因素決定
  
根據傳統智慧,男孩是勞動力、女孩為「蝕本貨」,因此,在窮困落後的農業地區,雙親會殘酷地殺女嬰或在測知懷女胎後設法使她「胎死腹中」。這種說法不是想當然的臆測,而是為學者專家所確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一九九八)阿瑪耶.仙(Amartya Sen)早於一九九○年便在《紐約書評》發表長文,指出因此而「失蹤」(定義為一度「有生命」的女胎和女嬰被人為地結束性命)的女性,僅在中國、印度和其他亞洲國家,便達一億零七百萬之眾;其他學者以同樣理由的「實證」研究,得出上述地區「失蹤女性」數字亦在五、六千萬之間。
  
這種人們深信不疑的假設,卻被一名年僅二十五歲的哈佛經濟系(研究專業之一為「傳染病經濟學」)博士生愛美莉.奧斯達(Emily Oster)推翻!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本欄的〈姊妹少光棍多 乙型肝炎是元兇〉,所據內容便是她的博士論文〈乙型肝炎病毒(HBV)和失蹤女性個案〉(原始資料見收在《落魄驚魂》一書的該文)。論文指出「姊妹少光棍多」的主因是乙型肝炎病毒,即帶此病毒的雙親或單親的「生物後果」是生男的可能性大於生女。這種結論看似芝麻小事,卻是經濟學界的頭等大事,因為以寫《家庭論》(The Treaties of Family)享盛名的貝加(G. Becker)為首的經濟學派,均在「未來賺錢能力」上大做文章,這即是說,他們相信因為男嬰成長後對家庭經濟有較高的「回饋」(當然還有傳宗接代因素),因此在落後地區,雙親傾向虐待(mistreatment)甚至謀殺女嬰或把女胎「打掉」。這種種不人道行為,從家庭經濟角度,均被歸類為「理性動機的性別選擇」(rational motivation for sex-selection);但以人道立場出發,殺女嬰者殘酷不仁。此前經濟學家均指出中國農村男多女少是殺女嬰的結果,根據奧斯達的考證,中國人真是蒙不白之冤。中國農村當然時聞殺女嬰的事例,但絕不如過往學者所說的普遍,農村中「光棍多」,據奧斯達的推論,百分之七十五是因為HBV十分普及所致(孟加拉、埃及和西亞諸國「失蹤女嬰」的成因百分之二十至五十來自HBV;全球平均數百分之四十六)!換句話說,中國農村人為地消滅女嬰並不如傳統經濟學家指稱的嚴重,中國人並不如他們所說的沒有人性!
  
奧斯達的論文發表後,頗受行家的質疑,其中尤以二位台灣大學經濟學者林明仁和駱明慶用功最勤,他們爬梳台灣的資料,發現母親患乙型肝炎對「後代性別比率」(offspring sex ratio)影響甚微,可是,林、駱兩代的研究未及患乙型肝炎的父親對「後代性別比率」的影響(他們將在《美國經濟評論》(AER)發表〈乙型肝炎母親造成大量女性消失?三百萬台灣嬰孩的物證〉)。為此,奧斯達和陳剛(及其他二位中國學者)四月十六日在國家經濟研究所發表一份工作報告:〈乙型肝炎不能解釋中國男嬰多女嬰少的現象〉(nber.org/papers/w13971)。顧題思義,奧斯達已打倒昨日之我,修訂三年前的研究心得!
  
奧斯達和陳剛收集了內地六萬七千多名可能患肝癌者的資料,他們中約百分之十五是乙型肝炎帶菌者,而追查這些人後代的性別,發現患乙型肝炎雙親與未染此病者的後代並無性別差別。奧斯達和陳剛由此得出中國「光棍多」的原因與患乙型肝炎者多(百分之十至十五人口有此病)沒有關係。
  
不過,論文作者重新檢查奧斯達在○五年論文所用希臘(和菲律賓)的資料,發現父親患乙型肝炎的仍有男嬰多女嬰少的「生物後果」;中國的資料則可看出有乙型肝炎e抗原(hepatitis B e antigen)的母親「有較少的男孩」,患乙型肝炎的母親,整體而言,生的孩子比未患此病者少。
  
論文最後指出乙型肝炎對生兒育女有影響,不過,說患此病者有「男多女少」後果則作不得準。
  
為此「小事」筆者再作一文,原因是○五年的拙文為二份內地刊物轉載;今見原作者改變看法,有義務作出修正。
  
阿瑪耶.仙對亞洲國家特別中國和印度「女嬰大量失蹤」的看法,經得起時間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