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止．2008-5-29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2008-05-29


地心尋油海藻煉油的求油熱潮

一、
　　
油產見頂說是基於現有技術達致的結論，這即是說，如果鑽探油源的科技有重大突破，意味人類有條件探索今日未知的油源，則此說便不攻自破；對人類在創新上有無限信心的人，必然對鑽油新科技發明寄以很大期望，他們的看法因此是，當科技發展見頂時，油產才見頂！
　　
在眾多有可能開拓的油源中，專家估計蘊藏量最大的是深海或地心。一九六五年，蘇聯科學家為了一探地心的秘密，手計劃在西伯利亞可拉（Kola）半島海港摩爾曼斯克（Murmansk）鑽一個深達十五公里的地洞，由於工程浩大，籌備費時，至一九七○年才「破土」動工，到了一九八三年，這個深洞已達地下十二公里，可是，科學家仔細化驗了每一階段抽出、挖起的半熔岩熱柱，並無重大發現，至此，蘇共領袖的信心動搖，對大約五萬呎地底（十五公里）有什麼「寶藏」，興趣漸失，有關工作便沒有積極進行，至八九年，該深洞深約四萬呎時，蘇聯變天，俄羅斯亂成一團，經濟一度瀕近破產，無心亦無力再挖深洞，此計劃便不了了之。九十年代後期，俄羅斯對外開放，世界三大油公司均派員前往「考察」並取回大量「貨辦」及資料。油公司對有什麼發現，諱莫如深，從其後它們都在深海鑽探上力看，摩爾曼斯克深洞對它們有所啟發，可以肯定。
　　
事實上，西方油公司在深海探油上的努力，並未白費，比如雪佛龍在墨西哥灣約七公里的海底發現重大油田，估計蘊藏量一百五十億桶輕原油，約為已證實存在的美國石油蘊藏量之半；自此各公司均加大向海底尋寶的力度，以至公開拍賣的海底鑽油權價格驟升，今年三月，美國拍賣一處墨西哥灣鑽油權，便以三十七億（美元．下同）的破紀錄高價成交。
　　
可是，發現石油是一回事，如何把之抽出又是另一回事，而後者顯然比前者更重要和更困難，因為如何開採萬呎地（海）底的石油，石油專家迄今無善策。基於對人類聰明才智有無限信心，樂觀者特別是石油業商，才會出高價購買深海鑽油權。
　　
在雪佛龍發現深海油藏後約半年，一家行內聲譽甚隆的顧問公司Friedman Billings Ramsey發表一項研究報告，指稱墨西哥灣的深海石油（deep oil）蘊藏量達七百五十億桶（這也許是鑽油權賣得高價的底因），但何時有條件開發並抽取，投資者要有美國太空署的信心和耐性才行，當然，太空署用的是納稅人的錢，一項試驗因此可以一擲數十億，而且年期短長不計；西方國家的石油業是私企（產油國的則多為國企），雖然可用ＯＰＭ進行有關工程，但私企追求的是經濟效益，因此不可能長期進行無回報開發；至於投資者，「落注」的是自己荷包裏的資金，因此得加倍小心！

二、
　　
二○○七年年初，美國能源部發表報告，指出已成功研發從海藻類植物提煉生化柴油，作為汽油燃料。○六年美國車主消耗的大約一千四百億加侖汽油，用九百五十頃「耕地」（cultivation area）的海藻便足夠；從大豆提煉等量汽油，需用的耕地在三十億頃以上（3 billion plus acres）。種植海藻的「耕地」，其實是無遮淺池（open pond）。
　　
從海藻提煉生化能源，看似新物事，其實早已有之。美國國家再生能源實驗室（National Energy Renewable Laboratory）在一九七八年便成立專家小組進行研究，可是成效甚差，至一九九五年宣布因「無法找到符合經濟效益的辦法」而放棄。然而，民間機構開發海藻能源的研究並未停止，位於波士頓郊區的新咸甫郡大學（U. of New Hampshire）生化學系在二○○四年估計生產滿足美國汽車能源消耗的生化柴油，所需的海藻農場的建造費高達三千零八十億；如此規模的基本設施或生產基地，可以年產一千四百億加侖生化柴油，其經營成本每年為四百六十二億，等於每加侖成本價三角三仙，加上投資成本的利息、運輸費及零售成本，海藻能源有微利可圖，經濟效益一般。
　　
如今油價高企（什麼是「高」，看法人人不同），不僅「鼓勵」油公司探油，生化能源研究更是方興未艾，而且有不少「突破」，因此投入的風險資金大增。各大油公司甚至波音飛機，紛紛入股一些研究開發海藻能源公司或有條件地資助大學相關學系，皇家蜆殼則獨資在夏威夷創設海藻種植場……。美國維珍吉尼亞州的老道明大學（Old Dominion U）最近提出一項在污水處理廠種植海藻的試驗計劃，若有所成，當可大大減低這種生化能源的原料成本！
　　
如果石油價格稍為向下調整後重回上升軌，深海探油會鑽得愈深而五花八門的生化能源研究必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令願意承擔風險的投資者目不暇給。

林行止．2008-5-28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2008-05-28


天災牽動政治 民主專制皆然
　　
中國政府對外國援助汶川地震，最初有點猶豫（令日本國際緊急救援隊錯失「黃金時刻」無法及時救出生存者而感遺憾。見昨天馬挺文），但很快便改變態度，伸出歡迎之手；這種反應，既可能是期初對災情嚴重性估計不足，亦可能是政治自信初建舉箸躊躇所致。
　　
救援是純粹基於人道精神還是有政治動機，身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救災國家當然說與政治無關，但學者的研究則指出有重大政治效果，因此救災絕非沒有政治意義（apolitical），而「政治意義」可大可小，非常明顯，緬甸軍政府擔心見其「大」，因此在五月二日愛納吉斯颶風襲擊後至今死亡人數已近十萬、經濟損耗難以統計（緬甸政府最終要求國際援款一百零七億美元，以該國的物價水平，顯示災情極之嚴重）以至海軍因基地被摧毀潰不成軍（見設於曼谷的《伊拉瓦底》雜誌〔www.irrawaddy.org〕），損失慘重，仍拒人千里；即使在國際壓力下於二十五日在仰光召開聯合國主催的國際救災會議，軍政府還諸多設限，「要錢不要人」即要援款（及物資）而不准多國救援人員趕往災區……。這種「見死不救」視人民為芻狗的做法，對於鞏固權位為第一要務的緬甸當政者來說，是理所當然更是冷血的決定。
　　
倫敦大學英皇書院二位政治學者二○○六年一月在英國老牌智囊機構Chatham House的刊物上發表一篇短論〈天災是政治行動的催化劑〉（M. Pelling和K. Dill；〈Natural Disasters as Catalysts of Political Action〉，www.wacc.org.uk），從發生於一八九九至二○○五年這百餘年間的重大天災對受災國政治的衝擊，有簡明的陳述和剖析，一句話，重大天災的善後過程，尤其是那些引進外國救災機構和人員的，往往促成國內政治躁動、改革甚至政權易手！吸取這種教訓，近年面對國際迫其還政於民壓力的緬甸軍政府，對外力干預杯弓蛇影，提心吊膽，完全缺乏合法政府的自信，視外援為引狼入室，力加排拒，站在保住政權的立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緬甸軍政府未必（其實是不必）讀過英國學者這篇文章，因為二○○四年南亞大海嘯令印尼阿齊省癱瘓引致的政治變故，是他們親眼所見，因之引以為鑑。阿齊省的回教分離分子要求獨立，長期和印尼中央軍隊開戰；大海嘯重創分離分子的軍事力量（多個基地為海浪吞噬），當雅加達政府官員陪同國際救濟人員到達災區慷慨無私地展開善後救災工作時，阿齊人心理起了微妙變化，分離分子願意和中央政府談判，和平隨災後重建回到這個因戰爭及天災而支離破碎的省份，阿齊終於在去年通過一人一票選出一位昔日的「叛軍」領袖當省長。大海嘯使泰米爾之虎游擊隊與錫蘭政府暫時放下武器，合作救災，雙方和解在望，可惜錫蘭政府換屆，新政府態度強硬，雙方才談不下去；但有合力救災的經驗，錫蘭的情況遠勝大海嘯前。
　　
一九九九年土耳其伊茲密特地區地震，死亡人數近五萬，搶在聯合國之前，其宿敵希臘馬上出錢出力賑災，後者欣然接受，兩國積累多年的戾氣和仇恨一夕融冰，雖不能說「一笑泯恩仇」那麼誇張，但自此有商有量（談判），避免了一場過去可能隨時爆發的戰爭。一九七○年龍捲風殺死約五十萬東巴基斯坦人（在連串政治變動後，一九五五年巴基斯坦分為東西二部分），催生了孟加拉─一九七一年東巴基斯坦脫離巴基斯坦獨立。
　　
論文舉出二個利用天災提高政治地位甚至奪取權力的例子。其一是一九六六年美國新奧爾良颶風肆虐，市長利用救災活動挽回民望，尋且於翌年選舉中獲得連任；其一則是一九七六年的唐山地震把「四人幫」震落台……！
　　
在救災效能上，集中全國人力財力的專制政府不一定最佳，緬甸便是活生生的例子；那些「為人民服務」的專制政府，則是救災翹楚，古巴什麼都不行，只有救災工作贏得世人稱譽，這是因為古共有服務人民之心。專制政府等於有高度的社會動員能量，有救民之心救災便易收成效。中國現在在救災工作上亦比大多數民主國家優勝，救災人員冒性命危險不分晝夜的搶救活動，不是任何國家都優為之；不過，中國政治制度亦存在不少缺點，並非所有官員都能無償為人民服務，因此貪污層出不窮；而專制本質令領導人的話一定會實現，但此中隱蔽了多少不盡不實弄虛作假，溫家寶總理在死亡人數五萬餘的時候預測死亡總數在八萬左右，稍後公布的數字一定「達標」，即使實際數目不是，「辦事人員」亦會湊足數額以彰顯領導人了解災情之深；此外，領導人又許下什麼時候製成多少臨時房屋的諾言，此一諾言亦肯定會兌現，只是其質量則無法保證。中國能否藉這場地震整頓綱紀，大家拭目以待。

林行止．2008-5-27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2008-05-27


人均耗油 中國最低

一、
　　
油價揚升，勢如破竹，現在每桶美元價企於一百三十元左右，本欄讀者對這種現象應心中有數，不過，單憑過去屢屢說之的油產見頂，是很難把油價推高至此水平的。
　　
油價攀越百元大關且無回落之象，令棄用私家車改搭公共交通工具、騎單車甚至騎駱駝（印度農民）的人日漸普及；據美國交通部聯邦公路管理局本月二十三日公布的資料，今年三月美國人駕車里數比去年同期少百分之四點三或一百一十億里（二○○六年〔最新資料〕全年達三萬億里），是一九七九年以來的首次下跌（見www.dot.gov/affairs/fhwa1108.htm）。可惜，這種偶發現象不能蔚成潮流，美國人每年行車仍以萬億里為單位，等於說無法降低市場對能源的需求，結果油價升完可以再升。
　　
近日油價「大躍進」，也許為下面這二項「新」因素所推動─　　

甲、氣象學家不斷作出預測，指今年夏季會特別酷熱，意味冷氣機（空調）快將消耗大量電力，加上夏季是北半球人民駕車（先進國家對油價敏感〔或有環保意識〕者會採購耗油量低的小型汽車，唯駕車的習慣改不了）外遊的旺季，汽油用量增加，造成油價上升的壓力。
　　
乙、這二三年來，因石油有價而富上加富的中東油國，內部經濟熾熱，消耗電量大增，原有發電設備不足，發電站成為重大投資項目，尤其是為了應付今夏酷熱的必需品冷氣機，興建發電廠真是如火如荼地進行，這當然是與時並進滿足消費者需求的應有做法，只是如此一來，可供出口的石油便減少了；由於石油供應本來已稍為落於需求之後，加入中東諸國因本身用油增加減少出口，國際市場供求不平衡之勢趨於明顯，油價遂一再創新高。

二、
　　
先進國家人民特別是美國人以浪費能源名於時，但數據顯示新興市場國家的耗油增幅遠遠大於先進國家。國際能源機構（ＩＥＡ）的報告指出經合組織（共三十國可籠統稱為富國組織；其中二十六國被世界銀行列為高入息國家）今年每日平均用油量萎縮三十三萬桶，非經合組織（新興）國家的用油量則增一百三十七萬桶。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雖然在新興國家中經濟體積最大經濟增長最快，惟用油增幅合理，在上述增加一百三十七萬桶中，中國只佔三十七萬桶，增幅百分之二十七；比過去二年中國用油平均年增四十二萬五千桶為少，這意味中國用油效率提高及貯存量不若外人估計之高。
　　
今年增加用油主要來自中東、拉丁、非洲和前蘇聯加盟共和國（ＦＳＵ），她們的用油量，今年比去年增百分之五十二（約為中國的二倍）。用油量大增，當然是經濟旺盛、經濟蓬勃人民物質生活質素提高，人均耗油量相應上升─不過，迄去年底，新興市場國家人均年耗油量（barrels per capita per year, bcy）二點六桶（中國的數字為二點一桶），經合組織國家則達十五點三桶。顯而易見，新興市場國家經濟持續興旺，人均耗油量再進一步，似屬必然。
　　
新興市場國家人均耗油，比起經合組織國家雖遠遠瞠乎其後，但二○○一至○七年人均年耗油量從二點一桶上升至二點六桶，增幅百分之二十四；如果未來七年仍以同一幅度增加，則到二○一四年，人均耗油量將達三點二桶，不計人口增長，等於每日耗油八百五十萬桶。世界油產能夠滿足這種需求嗎？悲觀樂觀的人各有看法，但當政者最穩當的辦法莫過於開發代用能源的同時，設法大量增加石油貯藏。
　　
在石油供求的天秤上，過去長期為人忽略的是產油國本身的消耗。她們的收入因石油有價大增，後果是其人均耗油量亦上升，在油產見頂的情形下，結果是她們的石油出口量不斷下降……。油價所以從去年七八月間至今升了一倍，此中固然有美元價貶值因素，但供不應求起決定性作用，彰彰明甚。

三、
　　
ＩＥＡ的報告同時估計今年中國對油價的津貼總額為四百五十億美元，數字龐大，惟不足其二○○七年底一萬五千多億美元外儲的百分之三；對於賣油發大財的油國，津貼油價更輕而易舉……。津貼物價不合經濟學原則，但政府的目的在營造「和諧社會」，只要財力所及，餘事皆屬次要。從另一角度看，在二○○五年至○七年間，由於油價持續攀升，中國進口石油的開支增百分之六十七，可是，經濟快速增長令石油支出從二○○五年佔名義ＧＤＰ百分之四點四，下降至二○○七年的百分之二點二，中國完全可以負擔。
　　
二○○○年，中國的人均年耗油量一點三桶，去年增至二點一桶，按此增幅推算，至二○一五年中國日耗石油四百七十萬桶，耗油增加的其中一項要素為汽車大增。二○○七年底，平均千名國人有汽車四十四部，比世界平均數一百二十部低，比「汽車超級大國」美國的七百五十部更大有不如；經濟陸續高速增長，配合交通網日益發達，國人擁有汽車的比例逐年上升，勢所必然（一九九五年至二○○○年，內地汽車的年均複式增幅百分之八，二○○○年至○五年的同一數字為百分之二十三）。車主人數急增，意什窵I起來，但耗油相應大增，扯高油價便免不了。
　　
和筆者開始在這裏「鼓吹」油產見頂至今油價易升難跌，油價已升了一倍強；在一百三十美元左右的油價是否已處高危水平抑或仍有上升餘地（高盛後知後覺，去周見風駛?、順籐摸瓜，指未來半年至二年內，油價會在一百五十至二百美元間徘徊），人人看法不同，油市因此「炒到飛起」。

林行止．2008-5-26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2008-05-26


重建扯高材料價耕地毀壞糧價高

一、
　　
至今天剛好二周，汶川八級地震的經濟損耗，和可以據已點數屍體而公布的死亡人數不同，是無法準確評估的；不過，汶川地震會加劇通貨膨脹深度，則無可置疑。
　　
四川向以物產豐饒而有天府之國的別稱，是內地最重要的豬肉產地，出產的大米約佔全國總產量百分之七、百分之四小麥、百分之三粟米和百分之七粟米油，從昨天電視新聞傳達的訊息看，即使沒有其他因地震而引發的天災，短期內四川的作物及牲畜產量均大幅下挫，不能避免，除非政府作出重大津貼，去年至今漲幅最大的豬肉價格進一步上揚，已成定局；而供應量稍稍高於本地需求量的大米，歉收以至無法耕種令其減產，恐怕非從國際市場購進才能滿足消費者需要。相關物價被扯高進而令通脹率大幅攀升，似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市場人士密切關注的，還有廠礦及交通系統受破壞，四川的鋅和鋁運往消費市場較前困難甚至不可能；令人憂心忡忡的還有，四川為內地最大地下（以別於海底）天然氣（厚黑教主李宗吾的故鄉四川自流井〔民初的地名〕便盛產煤氣）及區內最重要的水電生產者，現在煤氣和電力供應俱出問題……。那使近來已因煤斤供應不足導致不少發電站關閉（去周二公布的便有三十二家）而使電力產出量下降的內地電力市場，有百上加斤之感。
　　
在這場前線傳媒已開始被引導至把焦點放在體現（為災情善後之後歌頌「黨的領導」做好基礎工程）中共愛民如子如何不惜一切代價的救災活動同時，投資者於捐款賑災之餘，應把注意力放在受地震影響的投資項目上─惟有投資得利，才能躍踴捐輸─水泥業似為這次震壞了近五百萬幢建築（全毀的約二十二萬座，其中包括七、八千間學校）天災的主要受惠行業。「豆腐渣工程」的唯一「好處」是少用水泥，此次地震之後，非「豆腐渣工程」短期內將成主流，意味災後重建對水泥的需求大增，安徽海螺的執行董事郭景彬去周對彭博說，內地的建築標準會全面提高，而堅固的建築結構意味用更多水泥！在「人民生活必須照顧股民利益可以犧牲」的前提下，預期內地水泥生產商發「天災財」獲厚利，是不切實際的；即使那些價格為國際市場左右的商品（如石油），當局亦可用補貼津貼種種形式干擾市場價格。站在救災的立場，這樣做無可厚非，但市場機能無法發揮作用，必會拖慢內地的市場改革進度。

二、
　　
災後重建（及修復受破壞而未遭摧毀的基建項目）需要大量水泥之外，鋼鐵及其他建築用金屬的國際市場供應，亦會因為中國比地震前更大額度的購買而進一步扯緊，地震對耕地的毀壞，亦使中國有必要進口更多的糧食。所有種種，意味散裝航運運費升完可以再升，波羅的乾貨指數（ＢＤＩ）去周四企於一萬一千六百五十點左右，比年初（一月中旬）低點，漲升約百分之八十（較去年十一月則升一倍強），看情形升勢未止。
　　
一方面市場對航運需求增加，一方面船隻的建造卻因財務機構收縮信貸而放緩，一張一弛，船運價格升勢不可收拾。過去數年，銀行融資新船訂單達百分之八十，放款年期在十二至十五年之間，自從次按風暴金融業風聲鶴唳之後，新船建造費貸款比率已降至不超過百分之六十五，年期則減至十年以下。因為如此，在截至去月底止的二千五百六十一艘新船建造訂單中（因為大量船在興建中，ＢＤＩ期貨未來三年跌幅達五成以上），約二百五十艘船的船東因資金不足而取消合約。香港物業買家當了解「銀行收縮信用」對買家信心的衝擊。
　　
新船建造的速度，則由於零件短缺而放緩，紐約天鷹散裝船公司行政總裁對博彭說，渦輪機要四年才能交貨、船艙蓋（hatch cover）二年半而柴油發動機要等足二年，那完全是環球經濟長年持續增長下出現瓶頸現象有以致之（見二月十九日本欄〈瓶頸處處　通脹勢危〉）。中國造船業已做好進軍世界市場的準備（有接下約一百二十艘船的設備），現在因為對新船融資收縮及零件製造廠如東方汽輪機公司在地震中受嚴重破壞未來數月無法生產而被迫「減產」……。一句話，短期內船運費用還會上升，羊毛出在羊身上，各種要經海路陸路才能送達用家之手的貨物價格因而都看升！

林行止．2008-5-23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2008-05-23

德行高尚 捐款壓力 收購吉樓

一、
　　

明朝大儒王守仁（《大學問》）說：「大人者，見鳥獸之哀鳴觳觫，必有不忍之心；見草本之摧折，必有憫恤之心；見瓦面之毀壞，必有顧惜之心。」香港人對汶川地震的反應，反映了香港人德行高尚；也許外人尤其是不少內地同胞視港人終日營營役役、粗鄙貪婪、醉生夢死，是殖民者培育出來沒有國家觀念和民族精神的人，但看這次大多數港人不喊空洞的口號（林沛理昨天的〈溫家寶措詞的隱義〉值得大家特別是內地官員細讀），化哀思為行動，出力出錢，港人實可自豪。
　　

港人應趁汶川地震引起巨變的契機，敦促北京政府整頓吏治、改革行政系統、確立落實各種立法的機制、容許非政府組織成立和貫徹訊息自由化政策（一黨專政下不會有真正言論自由，多說無益）。此次地震災情迅速傳遍全國、全世界，被視為中共與時並進採取公開透明手法，令中國向全球化邁出一大步；可是，我們同時不要忽略，在電腦網絡普及（使用者超過二億人）、手機無人沒有（僅去年內地便賣出一億五千多萬部）的時代，北京政府一時之間是無法有效地封鎖和檢查新聞的，陳彥昨天在「法國通訊」欄指出，沙士（非典）後期中國在「一段時期實行相對開放的媒體政策之後，再度強化新聞檢查！」歷史重演的可能性存在，因為「魔高一丈」不是虛言，集中全國財力物力的政府肯定有這種能耐。在這方面，香港傳媒要善盡言責，以免中國走回頭路，回到與世界脫軌的過去！

二、
　　

在藏富於民的社會，加上一點稅務優惠，中產和富裕階級對慈善捐款不落人後（低入息階級的捐款則大部分去了形形色色的教會），形成了並非實行福利社會政策的社會福利民間化，積極地促進了社會和諧。這類可令整體社會受惠的慈善活動，值得鼓勵，慈善家因此獲得種種他們應得的來自政府和民間的榮譽。
　　

內地對汶川地震的賑災捐款，可算十分踴躍，同時出現不少感人案例，可是，針對上市企業的捐款，「民意」卻有強人所難之嫌。在內地和本港上市的萬科公司，其員工根據內部慈善捐款不要成為個人負擔的指引（非常合理的指引），「每次募捐，普通員工捐款以十元為限」（限定員工捐款數額是內地企業的普遍現象，說明了內地近強迫捐款次數頻仍）；公司方面，災情傳出時馬上宣布捐款二百萬，招惹網上一片罵聲；期初公司主席王石在網上自辯，指出「二百萬是適當數額，中國是災害頻發的國家，賑災慈善活動是常態，企業的捐贈活動該可持續，不應成為負擔」。有理有節，可是，反對辱罵之聲愈甚，令萬科陷入所謂「公共信任危機」，萬科和王石連續六年獲得「中國最受尊敬企業」的資格亦受質疑。在洶湧的「民意」壓力下，公司終於在二十日宣布「以一億元資金參與災區重建」，但這場莫名其妙的「公信危機」未因此止息，數說萬科營業額多大、利潤多高、投地場上一擲億金的「文章」如恆河沙數，好像企業捐款必須與公司財政狀況掛。
　　

此種情況，在筆者看來，是過去政府清算富裕階級的濫殤，政府久已不彈此調（這是內地經濟起飛的根本原因），但部分不是「先富起來」的人念念不忘，要趁機分薄有錢人的財產……。內地上市國企的慈善捐款多寡，是「政府內部撥款」，況且經濟學家認為擔任公職者的「見義勇為動機」（Knightly Motives）高於在盈利掛帥的私企主管，因此國企捐款不可作為指標；而上市私企的董事局，即使有很高的社會責任意識，其必須對股東負責的宗旨不可變（這正是私企所以能興旺的底因），簡單點說，股東付託他們要他們完成的任務是牟取利潤而不是競逐慈善家榜上的排名。美國財長保爾森是狂熱環保分子，在離開高盛主席職位時，他動用公司三千多萬美元購買一幅保育林地送給阿根廷政府，作為當年公司賺大錢（數十億美元）對環保事業的「獻禮」，馬上引起股東不滿，站在股東的立場，他們寧見公司派高息（或公司因保留利潤而令股價上升），是否做善事由股東自己決定。內地和香港上市公司的捐款政策亦應作如是觀。大股東如何慷慨做善事是一回事，動用股東的資金，董事局要知所節制，因為做善事畢竟不是他們的本業。

三、
　　

災區現今面對的最大風險是疫症，從搜索狗隻傳回去訊息，埋於瓦礫下的屍體已開始腐爛；如果天不作美下起大雨，山洪暴發必會引發更大災難，那意味災區居民現在面臨瘟疫和天災的雙重威脅，內地專家對應該如何紓困，必有辦法，筆者一得之見是，當局要落實「國家會管你們」的承諾，便得當機立斷，用公帑以「合理」價錢（讓發展商有「合理」利潤）收購在內地舉目皆是的空置樓宇，作為災民的居所。這樣做一來可達把災民遷離高危地區的目的，二來未始不是「使地產市道回復常態」的辦法。當然，此中還有災民是否願遷離已無家可歸的家鄉及在移居地方工作問題；不過，由於當務之急是防患疫症肆虐、使災民有瓦遮頭及避開另一場可能災難，上面的想法也許可試行。

林行止．2008-5-22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2008-05-22


男多女少經濟因素決定
　　
根據傳統智慧，男孩是勞動力、女孩為「蝕本貨」，因此，在窮困落後的農業地區，雙親會殘酷地殺女嬰或在測知懷女胎後設法使她「胎死腹中」。這種說法不是想當然的臆測，而是為學者專家所確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一九九八）阿瑪耶．仙（Amartya Sen）早於一九九○年便在《紐約書評》發表長文，指出因此而「失蹤」（定義為一度「有生命」的女胎和女嬰被人為地結束性命）的女性，僅在中國、印度和其他亞洲國家，便達一億零七百萬之眾；其他學者以同樣理由的「實證」研究，得出上述地區「失蹤女性」數字亦在五、六千萬之間。
　　
這種人們深信不疑的假設，卻被一名年僅二十五歲的哈佛經濟系（研究專業之一為「傳染病經濟學」）博士生愛美莉．奧斯達（Emily Oster）推翻！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本欄的〈姊妹少光棍多　乙型肝炎是元兇〉，所據內容便是她的博士論文〈乙型肝炎病毒（ＨＢＶ）和失蹤女性個案〉（原始資料見收在《落魄驚魂》一書的該文）。論文指出「姊妹少光棍多」的主因是乙型肝炎病毒，即帶此病毒的雙親或單親的「生物後果」是生男的可能性大於生女。這種結論看似芝麻小事，卻是經濟學界的頭等大事，因為以寫《家庭論》（The Treaties of Family）享盛名的貝加（G. Becker）為首的經濟學派，均在「未來賺錢能力」上大做文章，這即是說，他們相信因為男嬰成長後對家庭經濟有較高的「回饋」（當然還有傳宗接代因素），因此在落後地區，雙親傾向虐待（mistreatment）甚至謀殺女嬰或把女胎「打掉」。這種種不人道行為，從家庭經濟角度，均被歸類為「理性動機的性別選擇」（rational motivation for sex-selection）；但以人道立場出發，殺女嬰者殘酷不仁。此前經濟學家均指出中國農村男多女少是殺女嬰的結果，根據奧斯達的考證，中國人真是蒙不白之冤。中國農村當然時聞殺女嬰的事例，但絕不如過往學者所說的普遍，農村中「光棍多」，據奧斯達的推論，百分之七十五是因為ＨＢＶ十分普及所致（孟加拉、埃及和西亞諸國「失蹤女嬰」的成因百分之二十至五十來自ＨＢＶ；全球平均數百分之四十六）！換句話說，中國農村人為地消滅女嬰並不如傳統經濟學家指稱的嚴重，中國人並不如他們所說的沒有人性！
　　
奧斯達的論文發表後，頗受行家的質疑，其中尤以二位台灣大學經濟學者林明仁和駱明慶用功最勤，他們爬梳台灣的資料，發現母親患乙型肝炎對「後代性別比率」（offspring sex ratio）影響甚微，可是，林、駱兩代的研究未及患乙型肝炎的父親對「後代性別比率」的影響（他們將在《美國經濟評論》（ＡＥＲ）發表〈乙型肝炎母親造成大量女性消失？三百萬台灣嬰孩的物證〉）。為此，奧斯達和陳剛（及其他二位中國學者）四月十六日在國家經濟研究所發表一份工作報告：〈乙型肝炎不能解釋中國男嬰多女嬰少的現象〉（nber.org/papers/w13971）。顧題思義，奧斯達已打倒昨日之我，修訂三年前的研究心得！
　　
奧斯達和陳剛收集了內地六萬七千多名可能患肝癌者的資料，他們中約百分之十五是乙型肝炎帶菌者，而追查這些人後代的性別，發現患乙型肝炎雙親與未染此病者的後代並無性別差別。奧斯達和陳剛由此得出中國「光棍多」的原因與患乙型肝炎者多（百分之十至十五人口有此病）沒有關係。
　　
不過，論文作者重新檢查奧斯達在○五年論文所用希臘（和菲律賓）的資料，發現父親患乙型肝炎的仍有男嬰多女嬰少的「生物後果」；中國的資料則可看出有乙型肝炎ｅ抗原（hepatitis B e antigen）的母親「有較少的男孩」，患乙型肝炎的母親，整體而言，生的孩子比未患此病者少。
　　
論文最後指出乙型肝炎對生兒育女有影響，不過，說患此病者有「男多女少」後果則作不得準。
　　
為此「小事」筆者再作一文，原因是○五年的拙文為二份內地刊物轉載；今見原作者改變看法，有義務作出修正。
　　
阿瑪耶．仙對亞洲國家特別中國和印度「女嬰大量失蹤」的看法，經得起時間考驗。

林行止．2008-5-21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2008-05-21


台灣活學活用北京的香港策略

一、
　　
蔡英文於十九日當選民進黨主席，國民黨的馬英九二十日宣誓就任第十二屆中華民國總統。本報張總認為這二位「ＣＥＯ」面對很多難題，「不能寄以厚望」；這是中肯的評語。
　　
馬英九的總統就職演詞，理念甚佳，但如何貫徹或台灣要付出什麼代價才能落實，頗費思量。百分之五十八強的台灣選民投票選出的總統，認為選民「找回了善良、正直、勤奮、誠信、包容、進取這些傳統核心價值」，這是馬氏自我貼金之詞，因為在一般非「忠貞分子」眼中的國民黨，全不是這個樣子；迄今為止，馬英九廉潔自持，是所謂道德型的政治人物，但他能否在和諧氣氛下改造爛透根的國民黨，有待觀察。
　　
在馬英九就職前一天，北京仍示台灣以顏色。這一天，於日內瓦舉行的六十一屆世界生大會（ＷＨＡ）上，中國（和巴基斯坦）反對台灣成為觀察員的申請，雖說這是北京視為眼中釘的民進黨陳水扁政府所提出，但對堅持「不統、不獨、不武」及「將編制合理的國防預算並採購必要的防性武器」以至「打造一支堅實的國防勁旅」以示「防台灣安全的決心」的國民黨政府，中共是否便會視之為流落在外的小老弟並伸出同情之手讓其參與這樣那樣確有實際需要的國際事務？事情決不會這樣簡單，在北京來說，若無條件准其所請，等於國民黨政府表示不會明獨便可以不作任何讓步而躋身國際組織，有與中國在國際間平起平坐的架勢，豈非傳達了北京默許台灣保持在政治上遠離中國的現狀？這樣做對中國決心收回台灣完成統一大業只有負面影響。即使馬英九提出「唯有台灣在國際上不被孤立，兩岸關係才能穩定向前發展」的「警告」，北京亦會不為所動。看來馬氏希望中國和台灣在「國際組織中相互合作、彼此尊重」之夢難圓。

二、
　　
陳水扁的徇私貪腐且不去說，他處處與北京對幹的政治手段，令兩岸政治十分熱鬧、緊張、刺激，但於大局無所進益（他弄垮民進黨的政治基礎，不是因為明獨的政治傾向而是個人操守太爛），且徒顯其魯莽與膚淺，難怪北京很快便不把他視為對手。現在輪到國民黨「做莊」，其表面與北京為善的態度，簡直是以其中共之道還治其中共。料北京會很快（也許已經）意識到馬英九政府比陳水扁政府更難纏。
　　
北京用於香港的策略，台灣國民黨政府全盤接受！在北京治下，香港有經濟絕對自由、政治則不准越雷池半步的策略，國民黨已在活學活用。看馬英九的就職演詞，經濟「堅持開放、大幅鬆綁」，摒棄民進黨劃島為牢的政策，同時做好準備，「希望七月即將開始的周末包機直航與（開放）大陸光觀客來台」。這種純經濟而且是對台灣傾斜的「雙贏起點」啟動的「嶄新時代」，與政治完全無涉，北京會無條件答允嗎？馬英九也許看準八月奧運前（現在還加上四川地震全國總動員進行善後工作）北京不會分心處理台灣問題，因此把周末直航包機之期定在七月。香港無權無勇，香港人滿足於經濟自由。北京國力鼎盛、財大氣粗，給台北一點經濟甜點，沒問題，但台灣在政治上處處設防，一再申明要「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台灣海峽現狀」，北京恐難接受，在奧運後發難，不足為奇。即使現在雙方都有在「九二共識」（一九九二年汪、辜達成「一中各表」即在一個中國前提下「各自表述」的共識）再續「前緣」重啟談判的共識，相信因為政治璧壘分明而很難談出具體成果。
　　
台灣活學活用了北京的香港政策，在口號式言文上的創造性且比北京出色。四月十二日，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參加博鰲論壇的台灣副總統蕭萬長，提出希望兩岸「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的「十六字真言」。口號大行家的北京這回遇上勁敵，直至四月二十九日才祭起兩岸要「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的法寶。雖然馬英九說「這些觀點都與我方的理念相當一致」，因此打蛇隨棍上，「誠懇呼籲兩岸不論在台灣海峽或國際社會，都應該和解休兵……；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本應各盡所能，齊頭並進」。循這種理路，馬氏相信「台灣與大陸一定可以找到和平共榮之道」。馬英九有此想法，皆因他堅信「兩岸問題最終解決的關鍵不在主權爭議，而在生活方式與核心價值」，此「核心價值」使「台灣獲得亞洲和世界民主燈塔之譽」，「中華民國已經成為一個受國際社會尊敬的民主國家」。北京對此完全否定，是不言而喻的。
　　
不過，不論北京接受台灣的生活方式和核心價值與否，由於形格勢禁，武力拿下台灣已和在香港實行不知結果的雙普選一樣，肯定遙遙無期；在這種情形下，如果馬氏承諾的「優質民主」即在憲政主義的原則下，人權獲得保護、法治得到貫徹、司法獨立且公正、公民社會得以蓬勃發展，「核心價值」相近的台灣，成為香港人新移居地的可能性不容抹煞。

林行止．2008-5-20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2008-05-20


天災令基建大旺藍領盛世將降臨

一、
　　
汶川黎克特制八級地震造成重大人命傷亡和經濟損失，前者徒留傷痛、無法彌補，後者則必然帶來繁忙的重建工程；以內地的政治制度和經濟結構，參與重建的建築公司是不可能賺大錢的，但一切與基建有關的材料和機械，受國際市場的左右，價格肯定會大幅上升，這是需求趨殷而供應一時之間趕不上生產的結果（當然還要加上投機者上下其手的因素）。四月二十九日本欄〈人口膨脹生態改觀　大興土木將成潮流〉，引述顧問公司的資料，顯示未來各國特別是中國（請參考昨天本報第二十版「投資廣場」的特稿）在基本設施上投資的數額以萬億美元為單位。汶川地震之後，筆者相信中國在這方面的投資會再進一步。
　　
剛剛接觸法國政治經濟學家巴思迪阿（F. Bastiat, 1801-1850）「破窗謬論」的人，不會同意上面的說法，因為「更換破窗的資金必會導致社會在其他方面樽節開支」，結論是天災不可能導致經濟繁榮。筆者二十多年前詳細介紹這種「理論」時，亦深然其說，但現在已非金本位時代，此說便說不通，那並非巴思迪阿的推理不周延，而是時代變了，政府開源有道（舉二個極端例子，美國可以從心所欲印刷「無抵押品」的鈔票，中國可從出口及外資流入累積外），那意味更換破窗和購買新衣可以同時進行─魚與熊掌可兼得。套入現實，等於說中國政府在重建四川上投下巨資，其他地方已在規劃中的基本建設亦可同時上馬。這種加重投資的效果，對活潑經濟、提高就業當然有好處，卻會無可避免地直接刺激相關商品價格上揚。

二、
　　
從內地會愈來愈興旺的建築業，筆者想起「白領衰落藍領崛起」的世界勞工市場新潮流，這是頗堪大家注意的職業新趨勢。在二○○七年前十多年，工業工人和大部分不是坐在冷氣間「辦公」的所謂藍領工人，無論人數或平均收入，均明顯萎縮，以就業資料最詳盡具體的美國而言，在二○○三年九月至○八年四月間，工商百業主要是服務性行業一共創造了大約七百九十萬個工作崗位（見勞工部就業統計），中國的崛起及美國物業市道盛極而衰，令藍領工人成為「夕陽職業」─既為無前途的職業，工會不僅不能為會員爭取重大利益，反而不斷向資方讓步，放棄或降低既得的利益，結果美國勞工享有的福利逐年倒退，意味資方的「勞工成本」相應下降。這種情況如今已有逆轉的徵兆，白領盛世（great white collar boom）已因由次按危機觸發的環球財務機構「大縮水」及華爾街大裁員潮而成過去。
　　
實際收入下挫加上美元價大貶值，令美國勞工尤其是藍領工人（包括工業工人及在無瓦遮頭環境下工作的工人），比起歐洲同行，竟然是「便宜貨」（美國工人成為「廉價勞工」，真是世界風水輪流轉），美林證券去月的一份市場調查顯示「美國單位勞工成本（unit labor costs）比工業世界（大概是指先進工業國）的平均數低百分之三十！」證諸現實，確有不少歐洲和亞洲（主要是日本和南韓）企業進軍或擴大在美國的投資，二○○七年投資美國工業的「外國直接投資」（ＦＤＩ）比○六年增百分之十一點五。美國鋼鐵業是受惠行業之一，經過多年掙扎求存（南韓、印度和中國低薪地區的鋼鐵業把它壓得喘不過氣）之後，今年首季呈現生機，僱用工人增加百分之二強─過去七、八年每年流失工人平均百分之四─美國鋼鐵廠的設備閒置率已降至百分之十水平，此為七十年代以還未之見的旺景。環球性的基建擴張潮，再加上汶川地震後需求極可能轉殷，有價及低薪之利的美國鋼鐵業，可望重獲數十年未見的市場競爭力。
　　
在未來二、三十年，世界各國在能源、汽車、公路、鐵路、機場、碼頭、電力、淡水等基本設施上的投資將達四十萬億（見四月二十九日本欄），這是人口大增、物質生活普遍有所提高及先進國家一百數十年前崛興時多項基本設施已到了非更換更新不可而產生的必然後果。這種趨勢，一方面會使商品期貨價格易升難跌，一方面則將進入藍領盛世的年代，大規模基建需要大量礦工、原料製造工人、建築工人和設計人員……。吃香數十年的企管碩士的光芒，必會慢慢為工程師和技術人員掩蓋。過去一段長時間，父母諄諄善誘，引導後輩學習一門可以成為坐辦公室當白領的職業，現在經濟大環境已變，也許要鼓勵子女去學一門戴鋼盔在工場工作的技術了。

林行止．2008-5-19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2008-05-19


合力救災當前急 去弊防患建未來
　　　
四川汶川地震至今剛好一周。幾天以來，中外傳媒報道密集，可是有些基本事實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對於此次地震是黎克特制七點八或七點九級（內地地震專家昨晚已提升至八級），依然各有所據各自表述；而和「歷史事件」比較，溫家寶總理第一時間趕赴災區聽取報後，便說是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以來最嚴重，但十三日《紐約時報》根據美國衛星攝錄災區情況，指出其破壞力為一八七六年以降之最；至於傷亡人數，自然更無定論，和世界各地的重大天災一樣，這類數字都是「有關當局」據遇險者、目擊者的「見聞」加上救災組織的估計而得來，與實情數目甚有差距，事實上，最接近現實的具體數字，要在災情撫平多月後才能求得─內地官方第一時間的數據具體而微，其真確性自是有待商榷。
　　
與緬甸政府面對多年未遇天災而繼續若無其事進行全民公投、在災情公開後只肯有條件接受外援、置災民存亡於不顧、真正視百姓為芻狗的反應形成強烈對照的是，北京領導層對災民表達了休戚與共、感同身受的關懷，雖說共產黨人奉「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剛成過去的「兩會」記者招待會上溫總理重申這三句話）為圭臬，但溫總理和胡主席先後趕至災區第一線，他們在慰問災民、安排善後、指揮救援之外，面對慘重災情，會否對「人定勝天」這類「豪情壯語」的正確性作出反思？會否對今年春節期間的雪災以至「三．一四西藏騷亂事件」的突發而有「天變可畏」之想？
　　
「天垂象，見凶吉」，雖然《易》（〈繫辭〉）有「明訓」，但以破除迷信為己任的無神論者，尤其是共產黨人是不會相信的（如果相信便要「聖人象之」即以卜、筮治國了）；若以「天譴」說套入現實政治，則更迷信落伍（難道卡特里娜風災是上天對布殊政府的懲戒？）。看歷代統治者的治術，自戰國時代以還，「外儒內法」為治國的最高準則，當今求治心強的北京領導人，應趁此來得極不合時宜卻因而反映不少「時弊」的天災，嚴振綱紀！從大處眼，唐山地震賦予鄧小平啟動全方位縱深經濟改革的自由，中國自此進入急就章（pell mell）的倉猝「錢境」；汶川地震帶來重大性命財產損失之餘，是否有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的變化，便要看胡溫領導層能否化悲情為推動吏治、法治和修訂建設標準的動力！
　　
內地「吏治」問題叢生，當前這場天災暴露了不少公共建設和房舍為「豆腐渣」工程，那是否好大喜功急於求成所致？政府批出各種建設工程時，防患意識是否足夠？……近年各地不歇發生農民、工人騷亂，他們遊行示威甚至以半暴力方式宣洩對官府、幹部的不滿，反映了部分人「先富起來」之下蘊藏不少需要正視的社會弊病；日後重建災區，既往是否追究，姑且勿論，但是為了排除此後賑災救援可能仍然出現的貪污中飽情況，大幅提高官員犯錯的機會成本以達反貪肅貪標的的改革，必須劍及履及而不可再停留在言文層次，若非如此，胡溫的臨場打氣、指揮，便成為一場毫無意義的政治表演。應該強調指出的是，現行地方幹部過大的酌情權應盡量改由立法規範，譬如生育政策對受災者若有特殊處理，便該由明確法律規定，不能把所有酌情權交到地方幹部手上而留下貪污和形成官民糾紛的廣大空間。
　　
當前內地經濟昌盛、政治上並無羽翼既豐氣候已成的反對派，這些客觀條件很易令當權者降低施政的警覺性，一場天災，既可以是革弊的提示，也可以成為興利的契機。唐山地震賜鄧小平以經改的時機，汶川的地動山搖會否促成中國實施行政系統現代化的一大機會？年前因為法律改動，天災傷亡不再是國家機密，加上二○○三年沙士蔓延時隱瞞疫情在國際間落得灰頭土臉的教訓，中國這次以開放的態度任由各地傳媒採訪災情，獲得普世認同是進步之舉，由此反映，法改對行政改革是不可或缺的配合。
　　
汶川地震，當務之急，自然是救援工作；而隨後而來的重建，我們真的希望看到中國官僚系統能有顯著變化，而一直高高在上的幹部們能夠成為真真正正為人民服務的公僕隊伍。
　　
面對重大的天災人禍，不論民主或專制的政府領導人都會親臨災區，在電視的鏡頭前「視察」一番，以示關心民膜，然後宣布撥款救災……；像中國領導人自封救災總指揮的例子，大概只見之於中央集權的體制。日理萬機的政治領導人，其實哪有本事領導救災的具體工作？但對胡溫親臨督導，也許可以另有理解，那就是以內地的吏治水平，最高領導若不親赴第一線，地方幹部便可能只做表面工夫、謊報災情（既可鑿大亦可縮小）以迎上意。然而，最高領袖落災區指揮救災，等於做他完全不熟悉甚至外行的工作，那又怎能排除耽擱誤事之可能？現在大家都說胡溫災區督師可鼓勵救災工作人員的士氣，這或許是實情，不過竭力救災是救災人員的原意和本分，要藉領袖臨場「打氣」才能發揮工作熱誠，似乎太不像話。
　　
面對嚴重事故，領袖趕赴第一線「指揮」，那爆發對外戰爭時，他們豈非要站在前線當司令，向戰地指揮官說些諸如一定要避免重大傷亡、必須要打勝仗以免辜負人民殷殷期待之類的「虛言」便能制敵致勝？這種官大萬能的封建意識一天不改，中國的吏治現代化便難竟全功。
　　
來自四方八面對汶川地震的同情與援手，令人動容，在快將來臨的奧運開幕儀式上，若加插中國人民向世人感恩致謝的環節，只要表達得體，便大有可能使奧運「聖火」傳送途中的一些風風雨雨，悄悄淹沒在人間有情的莊嚴實在中！

林行止．2008-5-6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2008-05-06


強壯的體魄脆弱的心靈
　　
藉環球傳送「聖火」揚國威的希望幻滅，能否在獎牌上把「奧運霸主」美國比下去，現在仍是未知之數。崔少明昨天大作的結語是，中國欲在京奧上有出色表現，「唯一的可能是在比賽上屢創紀錄。但中國有這樣好運嗎？」中國奧運場上的運氣如何，說不準、不必猜，但中國有決心取得比雅典奧運會更佳的成績，是公開的秘密。雅典奧運中國獲金、銀、銅獎牌依次為三十二、十七和十四，一共六十三面，她在二○○一年獲知主辦今屆奧運後定下的「一一九工程」（119 Project），即一共要取得一百一十九面獎牌，則絕非獲主辦權後心情亢奮一廂情願的產物，而是經過精心縝密計算的結論。
　　
除了囊中物的羽毛球、乒乓球及體操，中國體育當局期望能發掘、培養足以在馬拉松、獨木舟和自由式游泳稱雄奪標的選手，有關官員像星探般到各地尋找合格適齡少年，然後多方「催谷」、密集培訓。籃球巨星姚明、跨欄名將劉翔和拳擊高手鄒市明（雅典奧運次特輕量級銅牌得主；五月四日英國《觀察家》周刊有長文介紹），當年都是被這樣發掘出來的「童星」。
　　
直至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新華社還於一項報道中對中國在獎牌上超美趕俄，信心滿滿，它以自信心「爆棚」的語調，指出人們廣泛地相信中國運動員有此能耐；事實上，英國奧委會稍早前已預期京奧中國可得四十八面金牌（比雅典多十六面），而美國和俄羅斯分別得三十七及三十二面（雅典奧運她們依次獲三十五面和二十七面，「進步」程度遠遠在中國之後）；英國人的預測，為美國奧委會總幹事認同。英、美專家異口同聲「滅自己的威風」，並非毫無所本，而是鑑於參加雅典奧運的中國選手平均年齡只有二十三點三歲，意味中國選派新秀上陣，讓他們吸取奧運比賽經驗，以期在京奧達高峰令美俄失色。
　　
可是，便在西方體壇似有共識地「長中國志氣」亦即是有賽績第一次被中國攀越的心理準備之際，中國奧委會副主委崔大林在一次公開談話卻暗示「一一九工程」可能無法全部兌現，因為若干中國不擅長的項目，努力多年後仍無突破性進展，而不少在雅典奧運大放異彩的「看家本領」如跳水、乒乓、羽毛球、體操、射擊和舉重等，其運動員的潛質已發掘淨盡，不易再上層樓。這正是崔氏不敢盲目樂觀的底因。
　　
崔大林是否故作謙遜，以免期望太高萬一「失手」、「失算」傷害了感情既豐富又極端脆弱的中國心─中國人是感情最脆弱的民族，外國有什麼不中聽、不合意的言行，中國人民的感情便受創（國務院和外交部發言人以至國家領導人俱如是說），及早降低預期，屆時若無法達標便不會太傷感情。英奧委是根據二○○六年的國際賽事作此預測（四十八面金牌），但○七年中國運動健兒在大阪田徑錦標賽中，只有劉翔掄元，團體得分與古巴和白俄羅斯同列第十一位；而在墨爾本的水上運動錦標賽中，中國隊獲十六獎牌（美國得四十），是十五年來表現最差勁的賽事。如果○八奧運中國選手表現失準或他國冒出若干有「特異功能」的健將，現在仍高唱「一一九面獎牌」，屆時肯定會傷透中國人的感情！不過，西方「別具用心」的論者認為○七年中國故意不派出精銳（劉翔是國際焦點人物，不出便太痕），故布弱陣，以鬆懈對手的鬥志。崔氏的檢討及論者的解讀，孰是孰非，百日後便見真章。
　　
事實上，美國這頭「紙老虎」向來在體壇稱霸，自從現代奧運肇始之年的一八九六，迄二○○四年，美國運動員一共取得二千一百九十四面獎牌，比其政治「死敵」、體壇「第二強」蘇聯╱俄羅斯多出一倍強。美國和俄羅斯在體育運動上取得好成績，原因多端，相通的理由是在體壇上出人頭地名利雙收，運動員因此「卯足全力」拚搏，先為私利（當然說不得）繼而為國爭光（當然要天天講），不過，「重賞之下有勇夫」卻不一定出冠軍。無論如何，當頂級運動員亦獲「要什麼有什麼」的優待的中國於一九八○年重回奧運（冬季）後，八四年便奪第一金牌，短短二十年成為美國之後的第二體育運動強國。
　　
一向以來，經濟學家認為一國體育運動的強弱（以奧運獎牌多少為標竿），與人口多寡、人均收入、往績、是否為主辦國及政府有否直接介入有正面關係（見nber.org/Paper/W7998），而這些元素必須互相結合才生奇效；上述這篇發表於二○○一年十一月的「工作報告」（二位作者分別在耶魯及達茅斯大學任教），對此有具體詳盡的剖析。值得提出的是，他們的分析顯示主辦國因素（運動員以逸待勞、習慣當地環境及有大量「擁躉」打氣）會比根據ＧＤＰ預測得獎牌數字增加百分之一點八，而政府正面介入則會多得百分之三獎牌。
　　
如何介定一國體育運動的優劣，不同「既得利益團體」有不同標準。美國向來以得獎牌最多而稱冠，但在一九九六年亞特蘭大奧運後，歐洲聯盟宣布其十五成員國以平均人口計，所得獎牌比美國多；而聯合國人口新聞網絡（www.undp.org/popin）則指出以人口計，東加（Tunga）是世界第一體育運動強國，因當年其人口不足十萬而有一位重量級拳擊手得銀牌（等於百萬人口有九點四面獎牌，美國只有零點四面獎牌）。不過，東加這種異數除外，人口眾多等於可供挑選的選手較多，不難發掘到有奪標潛質的運動員，人多的確對奪標有利；而長期來說，ＧＤＰ高低亦與運動成績有正比關係，這是因為體育運動擺脫不了投入資源較多產品較佳的規律。
　　
本港二位經濟學家（嶺大呂漢光和港大孫永泉）在今年第一期的《太平洋經濟評論》（Pacific Economic Review）發表題為〈男人、金錢和獎牌─奧運的計量經濟分析〉的論文，指出人口及人均收入因素對奧運奪標有正面影響的結論並非「通論」，因為肯雅（尼亞）窮國寡民，但在奧運成績不俗，上述東加又是一例；他們同時指出教育程度高下及人均壽命短長與體育運動成績無關。根據他們的程式推算，中國在○八奧運上獎牌將增百分之十四，但仍比美國稍遜。

‧作者有事，本欄暫停數天。

林行止．2008-5-5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2008-05-05


環球傳「聖火」 好事變壞事
　　
奧運「聖火」在國土第一站香港傳送可說極度成功，因為有驚無險且有民主的點綴，如果沒有了支聯會、支持藏獨及反對中國的達爾富爾政策的人「示威」，香港便會成為另一個北韓，無驚無險卻無法展示「一國兩制」的優點！
　　
「聖火」昨天（五月四日）在海南島開始內地一百一十三個城市的傳遞，這一天，中央統戰部常任副部長朱維群和副部長斯塔（藏族），在深圳與西藏流亡政府（內地稱達賴的私人代表）駐華盛頓代表甲日洛迪和駐日內瓦代表格桑堅贊展開非正式會談，這次「久休復會」，肯定不能達成任何具體結論（即使胡錦濤主席有此願景），能定下後會之期便算有成績；會談前夕內地官方傳媒繼續抨擊達賴喇嘛，可見北京根本對這次會談不存厚望，這種有違會談前「敵我」雙方「偃旗息鼓」的情況，也許可解讀為北京釋出善意而達賴不能不積極回應，雙方代表因此各自表述；但既然雙方碰頭磋商，那些揚言杯葛奧運開幕或閉幕儀式的西方領袖，便再無不出席的藉口（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又如何）？對北京來說，世界各國領袖齊集北京觀禮，可對內宣傳為全球領導人「到賀」，代表中國的世界大國地位獲舉世承認，象徵意義深刻，不在話下。
　　
不過，由於支持藏獨及其他反對中國的人「搞局」（國際奧委會因此決定今後取消「環球傳遞奧火儀式」）、而世界各地華僑保護「聖火」所展現的激昂憤慨以致有時不知不覺間動粗的愛國主義和民族情緒，加上內地「憤青」掀起連串抗議西方傳媒「造謠」及排斥外商活動（網上及街頭），等於為中國與西方世界的「蜜月期」劃上休止符。主張在弘揚奧林匹克精神的大纛下環球高調傳遞「聖火」宣揚國威的決策者，應對這次「好事變壞事」的國際活動負全責！
　　
這十多二十年來，中國的「柔性外交」令世人對中國的「和平崛起」抱持樂觀其成的態度，近年在西方國家進行的多項民意測驗，均顯示中國的民望穩定上升，認為中國對世界和平具威脅性的，只屬極少數；今年初在東南亞進行的民調且指出中國已取代美國和日本，成為區內諸國最重要的夥伴。可是，這種情勢如今已「翻盤」，在「三．一四西藏騷亂事件」發生前，由於中國和蘇丹、津巴布韋、緬甸和北韓這些臭名昭彰政權保持友好關係，於歐盟進行的民調，顯示歐洲人已認定中國是世界安定的最大脅威；在美國，中國甚且已成為繼伊朗和伊拉克之後的第三號公敵─此一位置長期由北韓佔據！「聖火」在民主國家引起跡近騷亂對峙後，由《華盛頓郵報》報系數名資深評論員合辦的PostGlobal.com認為「醜陋中國人」已取代「醜陋美國人」在國際上的地位！
　　
史匹堡的辭任奧運藝術顧問（北京不當一回事，因聘書未發出）、西方人權分子的抗議以至穆斯林分離分子的暴力活動及「三．一四西藏騷亂事件」，令北京奧運蒙上一層不愉快的陰影，然而，對於國勢如日中天的中國來說，這些不過是疥癬之疾，不足為患。可是，在巴黎、倫敦，特別是在坎培拉和首爾出現以萬計不僅僅是搖旗吶喊的中國「憤青」，令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崛起另眼看待，中國留學生日後必會受到更多的限制……。
　　
中國「憤青」把宣洩憤怒的矛頭指向西方國家，遠因是雙方積怨已深，近因則為西方傳媒漠視藏族「壞分子」搶砸破壞的事實（數天「清場」令西方傳媒不會輕信中國發放的消息），這種認定對中國不公平的憤慨，在相信祖國已經壯大起來人民不應再受外人欺凌的背景下，很易把「舊仇新恨」撩撥出來，《經濟學人》去周社論指捍中國利益的人認為西方民主社會有雙重標準，比如對中國輸出污染環境的工業之餘，又指責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造成重大環境污染，再如美國汽車噴出最巨量廢氣現在卻要求中國加強降低汽車廢氣的立法……。中國認為這些不合理的要求，目的無非在拖慢中國的經濟發展進度，以阻遏她的崛興；而主辦奧運，是中國展示「軟實力」希望贏得世人尊敬的里程碑，「聖火」在西方國家傳遞引起的「騷擾」，正好反映西方國家拒絕承認中國崛起的縮影。
　　
無論如何，海外國內「憤青」的亢奮表現，令西方人士認為中國的「和平崛起」可能變質，因而必然慎加防範，中國與西方的磨擦日增，很難避免；而「憤青」的街頭活動，若不受有效規管，將成北京當權者的心腹大患，因為在未獲合理補償下失去土地的農民、官商勾結貪腐之風愈禁愈烈、環境污染危害人民性命健康的情況日趨嚴重以至認為政府在反擊西方國家上未盡全力等，均可能成為人民上街抗議的火頭……。
　　
由於意識形態差距太遠及政治體制各走極端，中國和西方社會和諧共處，是需要雙方共同努力互相遷就的。海外傳遞「聖火」令諸種深層問題表面化，這方面的前景看來並不樂觀。

林行止．2008-5-2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2008-05-02


知道風險投機較投資安全
　　
大家都知道，凱恩斯（5.6.1883—21.4.1946）是把操縱經濟的大權從神靈手上奪回交給政府的經濟學一代宗師，對他在投機上的成就，知之者似乎不多或僅略知一二。事實上，凱恩斯在投機市場，雖然屢敗屢戰（其資本主要來自稿費和版稅），但最終仍藉投機外、期貨、股票和債券，賺取可觀利潤。他的資產淨值從一九一九年的一萬六千三百一十五鎊，增至一九四五年（他逝世前一年）的四十一萬一千鎊（若把他收藏的古書名畫估值一併計算，約為四十五萬鎊），以今天的購買力，這筆遺產約達一億港元，對於學者來說，這樣的財富，史家指出只有李嘉圖勝他一籌。不論站在什麼角度，凱恩斯的投機成績都很出色，雖然期間他數度「押錯寶」瀕臨破產之厄，唯整體而言，以複利計算，每年平均增值仍高達百分之十三（以「七二法則」〔Rule of 72〕推算，五年多便翻一番），雖比不上畢非德和索羅斯之輩，卻遠較大部分專業投資經理為佳，何況在期內出現了二次幾乎可說無人倖免的經濟大衰退（一九二九—一九三二及一九三七—一九三八）！
　　
凱恩斯不僅自己發財，他負責的劍大英皇書院的基金亦有可觀的增長，這些事實，知之者則不少，唯他的投機秘訣與心得，則向來甚少人提及。夏祿德爵士的《凱恩斯傳》，因作者崇拜傳主，盡可能隱惡揚善，對凱恩斯大學時代的同性戀活動諱莫如深（筆者近購得英國同性戀者暗語字典，可解讀其日記中的性活動，稍後另文說之），對於他的「投機倒把」亦隻字不提；凱恩斯的侄兒米勞所編輯的《論凱恩斯文集》，收有一篇〈凱恩斯和金融城〉，文章甚短，且集中紀述凱恩斯擔任若干公共機構董事的活動，完全忽略了凱恩斯與眾不同的投機手法。
　　
這方面的缺陷，終於在《凱恩斯全集》第十二卷中提供了答案。筆者無資格亦不想寫書評，而是覺得書中揭示了許多聞所未聞的投機理論，值得讀者參考。
　　
說凱恩斯投機而非投資，並非筆誤而是大有道理。在一般人心目中，投資是正道，投機是左道，這是基於投資所冒風險較小較安全的設想；但凱恩斯的看法完全相反，他自稱是「嚴格的賭徒」（scientific gambler），認為投機較投資安全，因為投機者知道他須冒風險，同時清楚風險所在，因此投機之前必定設想周到，處處設防（如定下止蝕價位，即投機項目升跌逸出預算時便「壯士斷臂」割掉損失），結果反而沒有危險或把風險限制在可以承擔的水平；若把買賣視作投資，投資者以為一切都在計算之中，許多時候忽視或漠視了隱藏的風險，結果反而更不安全。凱恩斯因此認為劃分投機和投資的簡便方法，是前者知道危險而後者不知道危險。這段話是凱恩斯一九三八年寫信給他一位友人時提及的，其精義便是現在眾所周知的投機者座右銘：「知道危險沒有危險！」意味真正投機者在買賣前必須對形勢作全面評估—連可能出現的風險都在計算之中。筆者的看法是，香港人入市（任何市場），即使抱持長線「投資」的宗旨，亦應以投機心情觀察市場變化，才不會受「投資」之名所累而吃虧。
　　
說起「長線投資」，大家不期然會記起凱恩斯那句膾炙人口的話「長期而言，我們都一命嗚呼」（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事實上，凱恩斯從不認為能夠「預測最短期的經濟甚至最短期（內公布）的公司盈利」，香港政府多年來數度調低經濟增長預測，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凱恩斯於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四年兩度遊美，對華爾街大亨誇言能預測六個月後的公司業績，大感驚奇並大不以為然。本報「投資者日記」作者經常說他沒有預測能力，便是受凱恩斯的影響。
　　
凱恩斯的投資哲學和實踐手法很值得學習；那些知道凱恩斯精於投資和投機之道的，可能忽略他的成功取決於其簡單的「相反理論實力主義」（Contrarian Fundamentalism），而非倚賴他的經濟學理論或熟悉金融市場內幕。凱恩斯的投機習慣令人羡慕，其買賣決策於早上在床上完成—他醒後在床上進早餐、讀報、接聽倫敦經紀「報行情」的電話，然後在電話中落單買賣。有一幅攝於一九四○年三月的相片，顯示半禿戴眼鏡披晨褸的凱恩斯，斜臥單人床上看資料；右邊几上是一疊資料，左邊几上放電話。
　　
凱恩斯不大重視投資專家特別是經紀行的分析，亦極少公開談論市道，他的投機活動在他起床後告終，以後的時間埋首於學術研究；假如你希望找尋一位投機大師作為仿效榜樣，不妨考慮凱恩斯這位偉大的英國唯美主義者和經濟學家。基本上，他是一名典型的業餘投機者，把投機視作豐裕人生中的一個環節。他洞悉投機對象的真正價值，加上有知識分子的高傲性格，以致他的投資策略經常與群眾（包括一些自以為消息靈通的市場人士）背道而馳。
　　
他於一九四四年致友人（基金經理）的函件中說：「我的投資原則，不同流俗。因為當人們看好某種股票時（agreed about its merits），其股價肯定已被炒高，因此亦失去吸購的價值。」凱恩斯認為股民是盲目的，因此他要「背離群眾」；不但如此，他還經常說服他們買入或沽出，然後採取相反步驟（見四月三日本欄），以現在的標準，這當然是不道德的。
　　
＊凱恩斯這句來自其一九二三年發表的〈貨幣改革短論〉（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整段話是：「This long run is a misleading guide to current affairs. 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Economists set themselves too easy, too useless a task if in tempestuous seasons they can only tell us that when the storm is long past the ocean is flat again.」試譯如下：「看得太遠，對當前事務有誤導作用。長期而言，大家都一命嗚呼。經濟學家為自己定下太容易太容易達致的工作目標，這便如在狂風驟雨中經濟學家老說風暴過後天氣會再晴朗。」凱恩斯重複long run二字，頗有幽默的味道，本該照譯，才能顯其妙趣，但中文讀起來有點不自然，遂改之如上。經濟學家和財經事務評論員應細味這段話。

林行止．2008-4-30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2008-04-30

不按牌理出牌不照學理買賣

大名鼎鼎的經濟學泰斗保羅．森繆遜寫過一篇題為《凱恩斯前後的世界》（P.A. Samuelson:〈The World Beford and After Keynes〉）的短文，論及證券投資，他這樣寫道：「哈佛大學有位可能是我遇過最愚蠢的司庫對我說，大學基金的組合投資有項『二不原則』，第一是絕不徵詢經濟學系教授的意見；第二是絕不徵詢財務學系教授的意見。」這位不知名的司庫雖然刻薄一點，尤其是當這位諾貝爾獎得主（一九七○年）的面說出對經濟學者如此不敬的話，但我相信這是他的經驗之談，而森繆遜說他「愚蠢」，「反話」而已。以筆者的經驗，談及投資實務的時候，經濟學及財務學者大多長篇大論、誇誇其談，但被問及現在應買或該賣時，則瞠目結舌、支吾無以對者十居其九九。經濟學家考慮問題十分周全，因此其結論經常是「一方面（On the one hand）如此，另一方面（On the other hand）這般」，顯示他們拿不定主意，這種特性，令經濟學家較適宜當幕僚而不適宜做決策者。不過，做幕僚亦不一定出色當行，據說杜魯門總統面對經濟顧問上呈多項「建議」（Options）時，大發脾氣，因為他要的是明確的意見而不是「羅列所有意見任君選擇」式的報告，他因此說他需要「獨臂經濟學家」。這是杜魯門不了解經濟學引起的誤會。事實上，現在不少論者認為經濟學家最好有「三臂」。這即是說，經濟學家應竭盡所能，列出正反雙方及自己的意見，供決策者選擇。

經濟學家思前想後，思慮周密，能夠當機立斷者，並不多見，表現在投資上，成功的例子因此寥寥可數。舉棋不定猶豫莫決是投資大忌，這使經濟學家錯失了不少最適的入貨和出貨機會。
　　
已故貨幣學派大宗師佛利民，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獎得主，在其信徒口中，不只學問一流，投資成績更足以驕人；不過，他在九十年代的手風頗不順利，或許因為看不出頭緒而根本沒有入市；從傳媒上的零星報道，他太早前已看淡美國股市，意味他錯失了大牛市，筆者相信這是何以當年他被《巴隆氏周刊》老記問及「近來在股市有斬獲嗎」時，反常地答以「我的投資，干卿底事」的原因。佛老本來是以善待記者而聞名的。
　　
一九九○年諾貝爾經濟獎為三位在投資理論上有突破性成就的財務學家分享，在當時美股一浪高於一浪迭創新高之下，他們有否投資？投資收益如何？現在仍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米拉（Merton Miller），指出最佳投資莫如「購進『指數基金』（Index fund），為此你無須多付佣金」；他又認為「多元化是成功投資的保障」。對於香港投資者來說，這兩種手法都不足仿效，第一是佣金根本不是問題；第二是多元化不適合時間和精力有限的個別投資者。在這方面，筆者以為凱恩斯的「把少數投資集中在同一籃子裏，然後予以密切注意『較為可取』」。不過，近來許多研究均指出「指數基金」長期而言跑贏指數，投資者不可不信邪（見三月十二日本欄）。
　　
和米拉合撰《資金成本、企業財務和投資理論》一書而催生「現代企業財務理論」（Modern Theory of Corporation Finance）的莫狄格里尼（一九八五年諾獎得主），早年發表一篇O與股價的論文，指出應以未來O決定現價。但現在仍看O入市，似乎是未能與時並進的做法。
　　
一九九一年諾貝爾獎得主高斯（R. Coase），建議投資者遠離期貨市場，但藍籌股則不妨擇肥而噬，「長期而言，它們將是大贏家」！但如今還有值得購入後束諸高閣長期持有的股票嗎？
　　
森繆遜又如何？和其他諾獎得主的投資資金主要來自諾獎獎金不同，森繆遜那本教科書已為他帶來數百萬美元版稅，他因此是資深投資者。和高斯有異，森繆遜經常炒賣期貨，近年他甚少沾手，因為「市場被數百大猩猩弄得烏煙瘴氣」，指的大概是投機氣氛太濃吧。
　　
一九九七年合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財務學家墨頓（R. Merton）和索爾斯（M. Scholes），把被稱為「實用的風險性投資均衡理論」的「資本財定價模式」（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縮稱ＣＡＰＭ，讀 Cap-em）發揚光大，在學術界享大名、在華爾街炙手可熱，他們受曾為所羅門債券部門負責人馬利韋瑟（J. Meriwether）之邀，加入長期資本管理（ＬＴＣＭ），該基金公司採納他們設計一度被認為無懈可擊的程式投資；由於計量程式排除一切風險，他們相信據此出入市場必賺，因此五十億（美元．下同）資本（八成多為投資者所有）做一千二百五十億生意，同時發出值一萬二千五百億的衍生工具，大概是一元資本做三十五元買賣，結果當然全軍盡墨（見格林斯平的回憶錄《狂亂的年代》頁一九三─一九四）。
　　
經濟學家不易在投機市場賺錢，原因是紙上談兵、沙盤推演頭頭是道，但實踐起來，市場反應全在意料之外，因此全盤皆落索……。 　　

綜合而言，經濟學大師的投資成績，和基金經紀不相伯仲，在股市和期市賺大錢的，多數是不按學理買賣的盲俠或根本不通經濟理論的經濟盲！

林行止．2008-4-29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2008-04-29

人口膨脹生態改觀大興土木將成潮流

聯合國今年二月出版的《世界城市化展望》，指出今年是人類史上第一次城市和鄉鎮人口均等的年頭（自從十九世紀初期有這類統計以來，農村人口都比城市多），此為城市高速發展營造較佳生活條件及提供較高工資的必然結果。配合鄉鎮人口流入城市這種不可逆轉的潮流，不論先進後進發達新興，世界各國都會在諸如交通運輸、海港、機場、發電、供水，完善工業園及住宅區設施的基本建設（Infrastructure）上投下巨資，顧問公司的估計是，未來二、三十年，「巨資」約為四十萬億（美元．下同）；不過，如此不邊際的估計是作不得準的，何況現在沒人知道在未來漫長歲月裏美元的走勢，其價若持續下挫，以之定價的百物騰貴（高通脹率），真正投入的數字可能更高，反之則是高估……。聯合國近來雖然數度下調對世界ＧＤＰ增長預測，但從今年至二○一三年的平均年增幅，仍在百分之三點七至四點九之間，比一九九○至九七年百分之二點九的平均年增長為高。經濟增長較前強勁，主要是中國、印度以至巴西和俄羅斯這些大國的經濟有長足進展，在欣欣向榮的經濟環境下，如無「核意外」（近年論局部核戰的文章甚多，它們的結論是，即使核戰只爆發於「偏遠小國」，其影響無遠弗屆，世界自然環境和人類健康無可避免會受重創），各國大事建設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物質誘因是釋放人類潛存生產力的有效「武器」，基本建設則為解開、發掘經濟發展潛質不可或缺的元素。沒有有效和充足的公路、鐵路、現代化機場和海港，農作物、礦產和工業產品便無法集散，而這些農工產物的出產和製造，在在需要能源。非常明顯，與基本建設有關的原材料，包括各種能源，在需求量不斷增加之下，雖然已升了不少的價格，仍然未脫離易升難跌的軌─也許在基本設施特別是天然資源豐富國家完成海陸運輸網令原料能夠快捷地從產地運至市場之後，這類商品的價格才會下跌。當然，商品期貨仍會受周期性投機活動的影響而急跌，不過，長期趨勢向上之勢不變。

基本建設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可從世界銀行副總裁凱許（Shigeo Katsu）月初的一段話看出，他在評論基本建設可以提高市場擴張機會、降低貨物及服務成本時，指出新加坡之能成為東南亞的經濟中心（Economic hub），是因為有現代化海港（碼頭）和機場。不難想像，香港若未建成新機場及碼頭設備落伍，肯定沒有今日的經濟盛況。和五、六十年代認為基本建設是政府開支的普遍想法不同，如今它是一項有利可圖且能促進經濟發展的投資。因此發展中國家固然要全力投入、大事建設，發達國家則要把初建於近百甚至過百年前的輸水管、鐵路、輸電網絡和橋樑等翻新、重建。全球各國全面開工，大興土木，世界經濟因此會很興旺，工程人員和建築工人將是未來一、二十年最吃香的工種。

顧問公司安永（Ernst and Young）的《○七年基本建設報告》，認為在這方面美國已大為落後，不能再為世界範式；許多國家把基本建設列為政府優先處理項目，但去年美國在基本建設上的投資少於ＧＤＰ百分之一，中國的數字是百分之九、印度百分之三點五惟目標為百分之八。美國政府大概以為國內的設施很充分，因此漠視這方面的建設，現在已到改弦易轍的關鍵時刻，僅僅是把電力輸送系統、超級公路、橋樑、機場、港口及城市地下輸水管道「升級」（現代化），美國土木工程學會估計未來五年需投入一萬六千億！

人口膨脹令基本建設成為各國尤其人口大國當務之急，今年初世界人口六十七億，至二○三○年將近九十億，在未來二十年內每年增加一億人，世界對糧食、燃料、住宅及交通的需求愈殷切，供求關係緊張，不難理解。

人口增加對交通運輸的壓力最明顯。城市化令城鄉的人際交往較前頻密，對交通需求大增，去年春節期間，中國鐵道當局要為大約一億八千萬人次提供火車席位，比全美鐵路客運公司全年載客量多七倍！美國鐵路載客不多，是因為美國人喜歡開車（和搭長途巴士），先富起來的人愈來愈多，這種交通模式亦會在中國發生。二十世紀初大量生產後，汽車數量年年增長（三十年代有過短暫的「止增」），至一九七○年，全球大約有汽車二億輛；可是，美國聯邦公路管理局（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估計至二○一○年，汽車數量將達十億輛─四十年內汽車數量跳增近十倍，為什麼，因為中國和印度經濟起飛形成龐大中產階級，對汽車需求大增……。中國在未來五年要興建二十五萬里長的超級公路，除了要物暢其流，還有開車上路將成普遍現象的考慮。 　　

在各國均會加強基本建設投資的前提下，能源、汽車、公路鐵路碼頭（經營交通運輸的公司）、電力、開發和經營原材料（包括淡水）的企業，那些經營得法的，將是未來的「利潤中心」。這種投資趨向，大家不可不留意。

林行止．2008-4-28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2008-04-28

糧食危機中對富人和中國的期待

一、　　

國際糧食價格全面上揚，據去周《經濟學人》的統計，去年小麥美元價格漲百分之七十七、大米百分之十六，今年迄四月二十四日，小麥和大米分別再升百分之二十五和百分之一百四十一；淩厲且看不到盡頭的升勢，被聯合國發言人稱為「無聲大海嘯」。顯而易見，低人均ＧＤＰ國家人民因為糧食佔去大部分家庭開支，因此已陷入飢餓狀態之中，非洲和拉美諸國以至埃及、印尼和巴基斯坦等三十餘國已發生搶糧「暴動」，海地人民甚至以黃土（yellow clay）加鹽和菜油搓成泥粉焗成泥餅，一百塊普通餅乾大小的泥餅售價由一年前的三元五角（美元．下同）上升至四月上旬的五元，漲價的原因是從山區運泥的費用因能源價格急升而上漲；非洲象牙海岸每公斤泰國碎米叫價約一元，飢民買不起，只好加入搶糧的行列……。　　

糧食價格漲升的理由，最近整理舊稿，原來在去年初筆者已多次有系統提及，當然，當時是從投機角度看問題，現在是「人命攸關」，筆者以為投機者理宜退出，如果繼續炒賣，世界饑饉情況將更嚴重，因此而盤滿缽滿者亦不會開心吧！　　導致糧價升完可以再升的原因，可以概括地歸納為下述四大項

　　一、發達國家人口出生率雖然全面下降，但世界總人口仍以驚人速度增長（外電提及非洲和拉美飢民家庭的成員動輒七、八人），而可耕地面積則不斷萎縮，這主要是城市化的必然結果。　　
　　
　　二、經濟長期增長令數以億計人民改善飲食，他們吃得飽之餘，還消耗了較前多的肉類，更多的土地由於被用為飼養家禽，而更多的家禽需要更多的飼料，進而扯高了糧價。　　

　　三、以美國為首的部分石油進口國家致力發展生化能源，農場主人在可獲政府補貼的誘因下，大規模改種所謂「能源作物」（energy crops）如玉米，其價格固然因為大量賣給提煉乙醇的工廠令供食用玉米無法滿足市場需求而自然漲升；更重要的是，耕地改種玉米，等於其他作物產量下降，農作物價格遂全面揚升。　　

　　四、世界糧食大部分由大約四億五千萬戶小農供應，無法從規模經濟效益中得益，而肥田料受油價上升影響大幅提升，令小本經營且較大農場更難獲得銀行融資的小農無法負擔，小農場的生產力因此節節倒退。約略而言，規模較大的農場（歐洲及北美）每公頃產糧八至十噸，非洲和部分亞洲小農的同面積耕地只產二噸糧；和流感疫苗一樣，新培植的種子因蟲害不斷變種而令產量下降─一九六六年試驗成功的ＩＲ８種子每公頃年產十噸大米，現在有七噸已算豐收。ＩＲ８是所謂「神奇種子」，當年引起「綠色革命」，專家均預測從此不再有糧荒，但發起「綠色革命」的菲律賓現在要從泰國進口大米，本地米商囤積居奇可能被判死刑─這是前所未聞的重罰，反映了該國糧荒情況的嚴峻。

上述四項理由，加上石油有價運輸成本相應增加，令糧價全面報升。至於傳媒最常用導致糧荒的理由天災人禍（如非洲若干國家連年內戰令田園荒蕪）則站不住腳，因為近年豐收的國家似乎不少，中國、印度、南非和泰國是現成例子，其中印度值得特別一提，她以世界百分之三耕地及百分之五水源，不僅養活了世界百分之十七人口，還有餘糧出口；中國亦貯存了足夠的糧食（在「專門利人毫不利己」年代肯定會對非洲國家送糧），泰國近期則每月出口大米一百萬噸……。

二、　　

經濟學家振振有詞，認為高價不足畏，因為這會促致更多投資繼而提高產量，價格自然回順。油價開始攀升時他們這樣說，如今糧價飛漲他們亦相信會誘使更多耕地轉種糧食……。這種理論言之成理，可是，以作物生產而言，卻無法救燃眉之急，《經人》引述一項統計，顯示糧價升百分之十，來年產量增百分之一，意味高價令供應大增的可能性，在農業上不一定行得通。換句話說，現在是大家正視低糧價時代已一去不復返（除非經濟結構有變），如何面對高糧價才是「當務之急」，對此筆者有二點看法。　　

　　甲、世界二百首富一共擁有的財富比四成世界人口還多，貧富不均情況嚴重，值此近十億人吃不飽的年代，富裕者是否應該考慮多做「善事」。做「善事」不是富人的義務，然而，他們有濟貧的「權利」。　　

　　乙、四月十七日倫敦《新政治家週刊》的短文〈瘋狂炒賣令糧價飛升〉，指出糧食雖然有上升壓力，但形成「危機」主要是次按危機令衍生工具投機市場式微，投機者把以千億計資金轉投農作物期貨市場促成。不少投機者因此發大財，但因此有億計人民因負擔不起糧價而成餓鬼！四月二十三日德國《明鏡週刊》在報導該國一個農作物投資俱樂部的資產從一萬五千歐羅變成一千五百萬歐羅時以「致命的貪婪」（Deadly Greed）為欄目，是對投機農作物「缺德」的指控。

寫了三十多年政經評論，筆者對過去理直氣壯地維護資本主義制度頗生悔意，因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詐性活動，而一些本以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理論則經不起現實考驗（比如價高必然使產量增加促致價格回順）……。筆者真的希望中國不要徹底走資，社會主義的確能夠維繫社會公平，中國若能定出一套在「向錢看」與社會公平間平衡發展的政策，中國的崛起才對提高人類福祉有積極意義！

林行止．2008-4-25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2008-04-25


牙簽大少炫耀消費
　　
牙簽的主要用途是剔牙，有時亦被用為挑起食物的工具，這種「副作用」，在「冷盤」流行之後，又被以之作為串起小塊食物，而加在雞尾酒中的生果如橄欖和櫻桃，即刺以牙簽使之可以輕易取出；在想像天馬行空的小說中，金屬和竹製牙簽也許還可作為刺目割喉的武器。事實上，牙簽的確是殺人利器，阿加多克利斯（Agathocles，元前361-289）便是以一枚浸了劇毒的牙簽剔牙而中毒身亡；美國著名短篇小說家安德遜（Sherwood Anderson, 1876-1941）一九四一年二月乘搭郵輪「聖塔露西亞」號赴加勒比亞度假，哪知上船後第二天便因吞下雞尾酒中有半截牙簽的橄欖而一命嗚呼！至於在美國近代史上聲名狼藉的哈定總統（1865-1923），一九二一年當選兩年後便於白宮病故，其死因至今尚無定案─可能死於腸胃病、可能為其夫人毒殺，亦可能是「牙簽穿腸而亡」；哈定「使用牙簽上了癮」，幾乎每吃一口食物便使用一次牙簽，連他的男僕亦看不過眼，但他不肯放棄，誤吞牙簽致死的可能不容抹煞。
　　
除了上述種種「功能」，牙簽還是一種有效的炫耀性工具！
　　
曾長期為本報撰稿的王亭之，記戰前廣州落魄西關大少充排場的行為：「有些西關大少很可憐，一旦破落，連吃『細用』（麵的分量較正常減半而雲吞數量不變的雲吞麵）的錢都沒有，便只能踱入雲吞舖，拿三二枝『柳骨』，一邊挑牙，一邊施施然踱出麵舖。」未晉食而用牙簽挑牙，目的在表示仍有錢可食雲吞麵。據「亭老」說，當年「柳骨」只供應茶樓食肆，甚少零售，欲以牙簽示人不致為「白鴿眼」者看扁的人，只好上食肆拿牙簽……；食肆允許他們拿牙簽，想必曾為熟客。「柳骨」是柳枝削成，因名；時人所以棄其他較多較廉宜且較易得的木材而用柳木製牙簽，皆因古人認為柳木可保牙齒健康。撰成於宋朝的《太平聖惠方》指以「柳枝、槐枝、桑枝煎水熬膏、入薑汁、細辛……每月擦牙」。這也許是世上最早的「牙膏」，而其材料有柳枝；以後人們棄槐枝桑枝單用柳枝製牙簽，應受明朝李時珍《本草綱目》的影響，它說「柳枝煮酒，熨諸（可治）痛腫、去風、止痛消腫」，又說「用嫩柳枝削為牙枝，滌齒甚妙」。柳木既有利口腔生，遂用為牙簽的材料。
　　
口啣或咬或嚼牙簽的人，廣東俗話稱之為「牙簽大少」，含意是游手好閒又好充闊的慘綠青年，這類人物經常出現在反映經濟不景氣時期下層社會生活的「粵語殘片」中。口叼牙簽傳達了其人剛剛吃飽且食有肉的訊息，在肉類是奢侈品的狗眼看人低社會，這是自我提高身份的偽裝；在許多「文藝片」中，這還是勾搭向錢看虛榮女性的「殺」。
　　
有點意外的是，口啣牙簽的「象徵意義」，竟然中外皆然。只知於公元六十六年的古羅馬作家佩特隆尼亞斯（G. Petronius）諷刺尼羅王口啣銀製牙簽進入宴會廳，這名暴君顯然已先群臣飽食；塞萬提斯的《唐．吉珂德》，則寫這位窮愁潦倒而又有「崇高理想」的末落騎士，騎瘦馬口咬牙簽向「投以奇異眼光」的市民展示他剛才吃了一頓豐富的午餐，藉以隱藏其「無米舉炊」的苦況；牙簽既流行於十二世紀後的葡萄牙，其近鄰亦沾上用牙簽之風，完全可以理解。
　　
《牙簽》第十三章〈討厭的手段〉詳細紀錄了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餐廳開始供應牙簽後，食客結賬出門時大都抓一把牙簽，然後把一枚放進口裏，以示剛在餐廳晉餐，當時能上餐廳的人都屬富裕階級，如此這般純屬炫耀性舉動，這種風氣，很快蔚成風尚。柏特洛斯基引述《波士頓郵報》一則報道，稱「在冬街及北街一帶，幾乎三名女性便有一名口啣牙簽！」，可見迄十九世紀末，「牙簽大少」在美國指是非僅男性為然。口啣牙簽雖可示「身份」卻不雅，「有失淑女身份」，一九○七年《Ladies' Home Journal》發表文章，指導職業女性應有的「行為模式」，包括不應在公開場合啣牙簽。自此之後，這種「不雅」之風才中止。可說從二十世紀開始，「牙簽大少」為男性專用名詞。
　　
上層社會中淺薄之徒以口啣牙簽「示富」之風，很快全民效行，柏特洛斯基舉了不少例子，顯示當年不少青少年男女，不論飽食與否，口啣牙簽聚於著名食肆之前，這種行為無非表示他們出得起錢。非常明顯，口啣牙簽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波士頓地區是「過滿足和無憂生活」的寫照；馬克．吐溫紀述其年輕時在密士西比河當領航員生涯的回憶錄《在密士亞比河討生活》（Life on the Mississippi），便說他口啣牙簽悠閒自在地掌舵。使用牙簽代表了優裕悠閒的生活方式，「牙簽大少」起而仿效，顯示了年輕人對這種生活方式的嚮往！

牙簽古今中外談．之三

林行止．2008-4-24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2008-04-24


發明機器大量生產促銷手法推陳出新
　　
從各地的出土文物看，牙簽或類牙簽物體的歷史，和人類一樣久遠，人類不吃食物不能生存，但晉食便要剔牙，因此某種形式的牙簽與人類共存，是可以理解的；而它的出現肯定比牙刷早，因為人類可以不刷牙而不可能不把藏於牙縫的多餘食物剔除。
　　
人類進化、社會進步、經濟發達「足食」之後，一般勞苦大眾有必要用削尖的條枝及箭豬刺（quill）剔牙；富裕階級所用的牙簽，則多為以白銀、黃金及象牙等「貴重商品」打造而成，餐後用這類「名師親製」甚至鑲以寶石的牙簽剔牙，且是身份象徵。現在存世十九世紀前的牙簽，大都精雕細鑲，揚之水文和《牙簽》一書刊出的插圖，令人歎為觀止。
　　
最先把牙簽大眾化的，是十二世紀葡萄牙Lorvao地方原屬本篤會的修院，修女們祈禱之餘，製造一些「精細物品」賺錢補助修院開支；至十六世紀，她們「發明」以橙木削製一種兩頭尖的細小木條，既可以挑刺食物，又可剔出藏於牙縫中的「剩餘物資」及清除污垢，竟然大受歡迎，不僅內銷奇佳，還出口至歐洲各國；慈悲為懷的修女，遂把這門有利可圖的手工藝教授村民，製造牙簽於是成為當地成行成市的家庭工業。
　　
長話短說。十六世紀葡萄牙人「發現」巴西，大規模殖民，把葡萄牙的「好東西」都移植過去，牙簽製造業這種當年的「先進工業」，當然包括在內；由於巴西本銷市場大、木材豐富，還可出口至整個南美市場，牙簽製造及經銷因此慢慢成為巴西的熱門行業……。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出身美國新英格蘭望族的霍斯特（Charles Forster, 1826-1901）前往里約熱內盧，協助其叔父（附筆一提，其父是慈善家，經常周濟窮人以致窮病而）經營進出口生意，令他印象良深的是巴西人的牙齒特別整齊潔白，他多方打探後，認為這和巴西人餐後用牙簽剔牙有關。其實齒如編貝與用牙簽肯定無關，不過，當時霍斯特靈機一動，以為人工製造牙簽太落伍，因為其時「大量生產」是最先進的生產模式，而木製牙簽可以用機器大量生產；當他在六十年代準備回美的時候，便有設廠以機器製造牙簽輸進巴西「把手製牙簽趕出市場」的意圖。
　　
回國後，霍斯特第一時間註冊牙簽製造專利（專利局留下許多珍貴資料，包括我們日常所用的「雞皮紙袋」，為柏特洛斯基提供了大量原材料），然後和以發明造鞋機器的史篤雲（B.F. Sturtevant）合作，後者果然成功地從製造鞋類的機器，設計出世上第一部牙簽製造機……。製造牙簽現在應該沒有什麼秘密，但當年是重大發明，不准外人參觀。在《牙簽》前言，柏特洛斯基強調指出直至十九世紀末葉，千辛萬苦前赴美國緬因州希望參觀霍斯特牙簽廠的日本商團，竟被拒諸門外；即使並無「利益衝突」的美國學者，亦不獲准進入工場參觀……。當年牙簽業競爭之烈，不難想見。事實上，《牙簽》第十章〈在有木材的地方設廠〉，詳細紀錄了霍斯特如何以五萬美元（當年是大數字）的「法律費用」，把和他同時期的「牙簽機器專利持有人」告將官裏，並使之「不能生產牙簽出售」。這些機器其後只能改製火柴等「類似牙簽」物品。
　　
不過，令霍斯特名垂商業史的，是他的「推銷術」。霍斯特的牙簽廠設於波士頓，然而當地人對這種產品沒有興趣，因為「如有需要人人能削尖木條剔牙」。牙簽滯銷，商店不進貨，牙簽廠貨如山積，為了救亡，霍斯特想出一套促銷計劃（見《牙簽》第十一章）。他一方面僱請一批主婦和閒漢，去文具店、雜貨店買牙簽，營造有需求無供應的市場環境，在這種情形下，當稍後霍斯特的推銷員上門推銷時，只有少數店主不進貨。與此同時，霍斯特出錢給哈佛大學學生，要他們去餐廳特別是酒店的餐廳用膳，之後向侍應索取牙簽，「而且必須提高聲調，令餐廳所有人都聽得清楚」，餐廳無牙簽供應，他們便大吵大鬧，直至勞動經理出來賠罪「打圓場」。顯而易見，當稍後牙簽推銷員出現時，餐廳便會購買備用……。柏特洛斯基所寫雖然都根據當地報章的報道，緬因州眾議員且把此當年創新的「推銷術」寫進「國會紀錄」，但他一再強調這是「故事」而已，不過，他指出不管這些「故事」是事實或純屬虛構（Arpocyphal），皆可看出霍斯特有能力「以蒙蔽買家的手法推銷他的產品」（頁一○二）。有趣的是，哈佛學生經常光顧的波士頓餐廳Union Oyster House（一八二六年開業，美國最古老的餐廳），現在仍以「美國第一家供應牙簽的餐廳」為標榜，其網站（www.unionoysterhouse.com/pages/history.html）這樣寫道：「霍斯特是第一位從南美進口牙簽至緬因州的企業家；為了促銷，他僱一班哈佛學生來本餐館用餐並索取牙簽！」這段話予人以該餐廳在一八二六年開業時已採購霍斯特的牙簽（不論為其製造或進口）的印象，但這一年霍斯特剛出世。商人促銷，不管什麼生意，手法都無所不用其極！

牙簽古今中外談．之二

林行止．2008-4-23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2008-04-23


佛祖發明牙簽漱口遠勝剔牙
　　
去年寫「刷牙經濟學」（七月三十一日〈一切向錢看的刷牙經濟學〉，內地《美食》月刊及本港牙醫學會會刊轉載）的時候，本來打算寫「從刷牙談牙簽」的閒文作為續篇，哪知為它事所擱甚至忘記這回事。直至去周六拜讀練乙錚的大作，才猛省有此未了的稿事。
　　
杜克大學土木工程及歷史學講座教授柏特洛斯基也許是讀者不會太陌生的名字（二○○四年三月的談書系列曾記他對書架設計的考據），去年初他出版的《牙簽》（H. Petrosky : 《The Toothpick》, Knopf. 07），亦大有可觀，為閒讀「最佳」（？）讀物之一。牙簽這種大多數人天天用之、平平無奇的「小玩意」，竟可寫出一本連索引近四百五十頁的皇皇巨構，真是意想不到！
　　
先談談「國故」中對牙簽的記述。從出土文物看，牙簽在我國的歷史有二千年以上，惟它不是我國的發明，而是來自印度的泊來品；據說佛祖釋迦牟尼為替徒眾去口臭、淨潔口腔，「發明」了牙刷（楊枝，今日本人仍用此古名）和牙簽（廣府話稱牙簽為「柳骨」，料從此字衍化而來），此說與「西人」的略有不同，以後者認為先有「牙簽」後有「牙刷」。
　　
晉朝陸雲（二六二─三○三）致其兄（陸機）書（收在《陸士雲集》）有「一日行曹公器物，有剔牙簽，今以一枚寄兄」。可見三世紀時已有剔牙簽，惟為罕見之物，陸雲才會購「一枚寄兄」。讀王子令編輯的《趣味考據》（雲南人民出版社，○七年）第三冊所收揚之水的〈剔牙杖〉一文，方知今人的牙簽，在明代稱為剔牙、剔牙杖或挑牙（不稱晉時的剔牙簽？）；明陸深的《儼山續集》卷一有〈霜後拾槐梢制為剔牙杖有作〉詩：「金篦與象簽，淨齒或傷廉；青青槐樹杖，一一霜下尖；偶聞長者談，物眇用可廉，搜剔向老豁，其功頗勝簽。」詩意筆者不大了了，僅知反映了時人以簪腳用的小簪子（金篦）兼作剔牙，此處的剔牙杖為槐木所製，「豪華版」的原料是黃金（金篦）和象牙（象簽）。有一點必須一提的是，一九五一年《辭源》的「牙籤」條有二解，其一是「藏書之標題備檢查者」。其一為以竹木等製成剔齒之具。一九八七年《辭源》改為「象牙製的圖書標籤」，剔齒部分消失，新版《辭源》否定了牙簽可剔牙說?!
　　
今人常攜帶金屬或塑膠（最常見的二種材料）的「牙簽套」（外國旅行，有剔牙習慣者最好自備牙簽，以各地習俗不同，從未見餐上擺放牙簽筒，而侍應自動飯後送上牙簽亦不常見，而且所用牙簽大小尖鈍以至用料不一定「合用」），為我國古已有之的物事，不過古之「有閒階級」遠較考究，明屠隆的《考槃餘事．文房器具箋》的〈途利〉條云：「小文具匣一，以紫檀為之，內藏小裁刀、錘子、挖耳、剔指刀、髮刡、鑷子等件。」這些收藏於紫檀匣的小寶貝，「旅途利用，似不可少」。顯而易見，本條題目〈途利〉，是旅途便利之意。
　　
剔牙杖的設計與制式，在明朝登峰造極，據揚文，明嘉靖「奸相」嚴嵩罷官被抄家時，便抄出「烏銀各色剔牙杖一百一十七副，共重三十兩零用錢」（何以稱「副」，是否剔牙杖成雙成對？）。可見權貴階層對生活小節的講究。時人把「三事兒」如挖耳、剔牙杖及剔指刀（修指甲用）合成一套，用金屬鍊串起以便隨身攜帶。挖耳與剔牙杖俱為幼小尖細之物，正如今人有時以拉直的萬字夾當挖耳，古人則有以挖耳當牙簽。《紅樓夢》二十八回便有「只見鳳姐蹬門檻子拿耳挖剔牙」的描寫，挖耳一物二事，把鳳姐的個性寫活了。
　　
我國小說中有提及飯後用牙簽的，不過似乎不多見，因為飯後漱口更合生。《兒女英雄傳》第二十九回寫「大家吃了完飯，兩個丫鬟用長茶盤兒送上漱口水」，但公子不想漱口，說「拿牙簽兒來」，丫鬟柳條兒「連忙拿過兩張雙折手紙，上面托根柳木牙簽兒……」。飯後漱口遠較剔牙有益。蘇軾《仇池筆記》卷上的〈漱茶論〉說「吾有一法，每食畢，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出，而脾胃不知，肉在齒間消縮脫去，不煩挑刺，而齒性便若緣此堅密」。的是至理。揚之水引王澤農的評說，認為飯後以濃茶漱口，甚合「科學道理」，因為「茶葉中所含的酚性物能使蛋白質及重金屬化合物膠體凝縮，具有較強的收斂作用，這樣，肉在齒間才能消縮而不須挑剔而脫去，才能使牙齒表層不因挑剔而磨損，保持牙齒的堅密」。古時「有教養」的大戶人家莫不如此，《紅樓夢》第三回寫黛玉初入榮府在賈母處晚飯，「寂然飯畢，各有丫鬟用小茶盤捧上茶來」；黛玉接了茶，「早見有人又捧過漱盂來，黛玉也照樣漱了口……」。
牙簽古今中外談．之一
　　
代郵　梁先生，所說甚是，有關四月十八日一文，第三年要多購二億七千二百萬才能回本。
　　
四月十七日一文的「補鑊法」，為「敲鍋法」之誤記。《厚黑學教主正傳》第十二章〈厚黑學變質了！〉說「辦事二妙法」，一為「敲鍋法」，一為「鋸箭法」，後者是諷刺治標不治本的辦事方法。柳隆傑先生十八日來函，認為「敲鍋法」（「補鑊法」）是補鍋正道，他這樣寫道：「……生鐵鍋在鄉下窮人來說，是『貴重』炊具，當有裂痕須修補時，工匠是『光明正大』將裂口周邊有『傷病』部分敲去……。如此鑿大，是為有更佳的修補效果……。」姑錄之以存一說。

林行止．2008-4-22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2008-04-22


成本上升價漲中國出口陷困局
　　
數年前美國消費者因為物業有價而有身價驟增的良好感覺，因此產生「財富效應」，刺激消費進而使經濟有可觀增長；去年七、八月引爆的次按危機，促致一九二九年以來最大的物業價格跌幅，其產生的「負財富效應」，對消費者和經濟增長造成的消極衝擊，已從經濟也許已經陷入衰退上看出。
　　
美國經濟放緩，對美輸出國都有負面影響，而中國似乎受挫甚重，所以如此，皆因中國正進入經濟升級的轉型期，對資本家不利而可使勞工階級受惠的新《勞動合同法》剛於年初付諸實施、煤油價格暴漲電力加價、運輸費用上升（雖然行政干預令原油成本不能完全反映在汽油售價上，但運輸成本仍增加），還有多種原材料價格因美元貶值及供不應求形成價格大幅上升的壓力，加上取消多種出口貨物的退稅優待，等於增加出口商的成本，而在這些「有形」成本之上，當然有更不容忽視的價升值─自從二○○五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幅度在百分之十五、十六之間……。上述種種內外交困的處境，令「中國出口」形成需求萎縮價格上升的奇特現象。
　　
最令中國出口商傷神的是，由於內地工廠大多數是來料加工，這意味「中國製造」中包含了四五成甚至更多的外國如日本、德國以至台灣生產的半成品（產品科技含量愈高包含進口半成品的比重愈高），中國工廠把之加工、拼合、製成新產品，因此，有專家指出中國工廠生產的貨物稱「（在）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有誤導作用，應稱「由中國製造」（Made by China）才恰當；不過，「名詞之爭」可以不理，重要的是出口成品中有約一半「外國製造」，意味內地廠商無法控制成本，雖然人民幣升值有些微幫助，但「來料」漲價仍是廠商一大負擔。
　　
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給出口商帶來的困擾更大，因為內地廠商必須以持續升值的人民幣支付租金薪津，而其收入的美元卻不斷貶值─等於兌換的人民幣日少。一長一縮，邊際利潤率已降至偏低水平的廠商經營倍感困難，是不言而喻的。
　　
內地廠商的困難，從「成本敏感」行業如紡織業產量明顯減降看出。二○○五年，中國紡織品出口值一百七十六億美元，僱用大約二千萬名員工，今年一月和二月的產量增長百分之五點七，比去年同期增幅近百分之二十（已是○三年以來最低增幅）大為遜色；廣東的情況特別嚴重，今年一、二月紡織品產量跌百分之三十二點九，其成因可能與雪災、春節假期和美國市場疲弱有關，但更大可能是有關廠商在成本漲升下結業或他遷。內地紡織廠協會的調查顯示分布十七省的廠商有百分之四十九點二考慮關閉停產，而百分之四十四點四有意「出口轉外銷」，即把本來為出口市場製造的物品向本銷市場推出。中國紡織工業協會的調查，指出內地紡織廠的平均邊際利潤率為百分之三點九，但其中三分之二廠商的邊際利潤率低至百分之零點七（這是大規模進口商如Wal-Mart在討價還價上有優勢及同業競爭激烈的惡果），它們雖佔大多數，惟所得利潤只約為整個行業的二成，其處境之艱難，不難想像。內地其他重要輕工業行業如製鞋及橡膠業，亦面臨相同困難。廠商經營困難、利潤下降，最終是工人失業，此時推出新《勞動合同法》，迫使資本家善待工人，由於經營環境日益惡劣，新法例令失業情況惡化，是顯而易見的。不問盈虧的國企可以輕易解決失業問題，但現在有更多自負盈虧只問賺取最大利潤的企業，解決失業問題便不再是易事！
　　
和若干已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在基本建設上亦投下巨資，未來數年投入肯定更多，這等於為日後經濟發展及進一步提高人民物質生活水平打好基礎。但處此原材料價格大幅上升的年代，基建成本相應膨脹，如果貿易順差萎縮（出口放緩之外，人民幣升值才是重要因素），中國經濟─不是決策官員定下的經濟目標─便會出問題。
　　
過去十多年，經濟環境有利中國經濟起飛，舉其犖犖大者，是中國致力吸引外資提供種種優惠外商的政策、入城農工滿足於賺取比農民收入較高的工薪，加上人民幣價偏低、原料相對廉宜，還有有關官員在善待外商國策下對外資的苛刻、漠視工人福利及不顧環境問題眼開眼閉，造就了廠商大發其財的十年盛世；如今一切俱往矣，廠商關廠、外移至內陸或比中國勞工更廉宜的地區已蔚然成風。印度和越南本為從中國出走廠商的首選，可是，印度工源足但運輸網絡落伍，而全國人口八千餘萬的越南病於缺乏工人，不少廠商已打算在過去避之則吉的印尼和馬來西亞甚至巴西及肯雅（尼亞）設廠。這些國家的條件都比中國差。對廠商來說，現在確有「此地不留人，難有留人處」之苦。
　　
廠商根據本身利益考慮的決定當然是正確的，因為他們知道內地低成本時代已成過去，要繼續經營便只有外移。內地於一九七九年開始的一孩政策，令進入工齡、完全明白及不會放棄爭取勞工權益的青年男女，可能無法滿足市場要求，結果只能藉提高工薪解決問題……。一句話，中國產品等於廉價貨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

林行止．2008-4-21

林行止專欄 林行止 2008-04-21

無法收預期效果的奧運與反藏獨

一、
　　
奧林匹克「聖火」傳送傳出個「大頭佛」，肯定是北京奧運主辦單位始料不及的。不難揣測的是，京奧當局不惜包機、派出堂堂之陣環球護送「聖火」運京，有藉此宣揚國威之意，彰彰明甚；哪知對國際形勢估計不足，令「聖火」在西方先進國家─也可說是百年前踐踏人權最力如今均成為保障人權先鋒的國家─迭遭阻撓、破壞，「聖火」既曾被搶，亦曾被熄滅，而為了避免與反對「聖火」傳送者發生不可收拾的衝突，「聖火」還出現過「暫時失蹤」的鬧劇。經過一連數天的擾攘，「聖火」終於進入支持藏獨力量不及的「順境」，料藏獨分子揚言要大規模示威的香港，由於警方會傾重力，加上本港愛國同胞人數眾多，相信不會出大亂子。「聖火」將如期進入內地，並順利傳遞至北京……。筆者預期在內地傳送期內，已經「跌定待升」的股市會節節上揚，以配合全民歡欣鼓舞迎「聖火」的愛國情緒！
　　
但是，這幾天來，不僅世界數大都會有群情激昂的華人集會，表示支持京奧、反藏獨和譴責破壞「聖火」傳遞及某些西方傳媒如ＣＮＮ發表詆譭、污辱中國言論的愛國活動；內地若干大城市則有群眾上街示威，把矛頭直指法國和美國的民營零售商。這些國外和國內的街頭活動，不管會否造成實際損失，在筆者看來，均有深遠的後遺症。第一、華僑─主要是商人、學生和派駐當地的政府人員─的愛國情緒、民族感情一觸即發，並以實際行動表態，可視為「仇外」心態之伸延，西方對「黃禍」憂懼之心重燃，不難想像；為了防範未然，日後必然會收緊對華僑的監管與限制，慎防國家政策不合中國之意時，人多勢眾的華僑便會上街表達意見（包括向祖國表示效忠），「生事」擾亂公安。第二、不少國家如我們的近鄰日本和南韓，都因主辦奧運乘勢而起，躋身國際舞台，與先進世界接軌；中國有此意圖亦有實力，可是，現在看來，奧運之後，中國恐怕只能全力修補與多個有關國家的關係，其欲成為西方國家接受、認同的世界一流公民，仍須努力。
　　
現在海外國內都有這種想法，認為西方反華勢力抬頭，皆因眼紅中國經濟起飛，因此要藉一切手段把中國壓下去。這種想法皆因自我膨脹及無知而生。迄今為止，中國經濟增長及積存巨額外，都是因為賤價出賣廣大人民特別是從鄉村流入城市民工的勞力而來，如此的崛起，早已走上高科技及資本集約之路的西方社會會妒忌會眼紅？

二、
　　
西藏問題，政治高度敏感，值此西方傳媒「歪曲、辱華」的言論和報道排山倒海而來無日無之之際，稍有用詞不當，「不愛國、搞分裂」的帽子便會飛來。西方傳媒的「造謠」和「不友善」，令只能接觸經過過濾、淨化和甄別後訊息的內地民眾，義憤填胸。這是可以理解的。不過，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令西方媒體心悅誠服，北京必須作出更具體的解釋。筆者以為在處理西藏騷動的手法上，北京所以引起西方傳媒的質疑，主因是事發後不久，外國及香港傳媒「被請離場」，雖然只有短短數天，由於中共在這方面聲譽甚差，不免令人懷疑在這幾天中中共做了什麼手腳；從英國廣播公司記者邁爾（James Mile）的現場報道（邁爾便是那位替《經濟學人》寫西藏騷亂目擊記〔本欄三月二十六日引述時不知作者是誰〕的作者），事件的起因可能是僧人和平示威警方認為擾亂社會秩序加以干涉而起；而僧人所以不滿，則與中共加強對他們進行愛國教育有關……。無神論者統治人民相信活佛可以轉世的迷信地區，衝突在所難免，要化解這種意識形態上的矛盾，單靠經濟投入是不能生效的，仿效英國人尊重殖民地人民的信仰，即使其信仰在他們看來是迷信、愚昧，亦應予保留保護。相信基督耶蘇的英國殖民地官員逢宗教節日亦「與民同迷」進廟求神拜佛求籤問卜，所為何來，不外是求社會和諧便於管治而已。
　　
法國《世界外交月報》（www.mondediplo.com）四月號有長文〈西藏─世界屋脊的震顫〉，結論有二點值得注意。其一是在西藏的藏人至今仍視活佛達賴為領袖、其領導的流亡政府為合法政府，但他們不滿流亡政府放棄爭取藏獨又無法找到紓解他們的困境的辦法；他們指責流亡政府無能而對達賴崇敬之心不減。其一是流亡印度的西藏政府，其沒有政黨的國會選舉代表西藏外所有藏民，在去年三月的選舉中，支持藏獨的議員較前增加（文章未列具體數字），但他們無法把之付諸實行，因為達賴向來反對藏獨，而達賴的地位至高無上不可侵犯。北京現在譴責達賴搞藏獨，只會令事件愈難收拾！